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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俄国和欧洲那些批判意味很浓的文学作品，刺激了我们为民请命的意愿。
但直到一九七七年以后，我们才找到了发出声音的机会。
施叔青：你当了六年知青，接触到很多农民，使你体会到“中国文化传统是怎样的与农民有缘”
。
可否谈谈对农民的看法？
韩少功：农民处在中国社会最底层，朴质而善良，有很可怜的一面。
但他们也不是没有缺点。
我曾经真心想为农民争利益，支持他们反对腐败官僚，与他们联名贴出大字报。
没想到他们太不经事，受到一点压力，马上向干部揭发我，说我是后台和主谋。
我当时家庭的政治问题还没解决，这不害惨了我？干部把我抓到台上大会批斗，就是这种出卖的结果。
但细想一下，苛求农民也不应该。
你可以跑，他们祖祖辈辈在那儿，跑不了。
你来去一个人，他们有一家老小在那里。
所以他们胆小自有胆小的理由。
我并不恨他们。
在农村当知青那几年，我还办过农民夜校，自己掏钱编印教材，普及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让他们知道巴黎公社是怎么回事，让他们明白“从来没有救世主”
，希望他们有力量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但我后来发现，这种启蒙的成效很小。
施叔青：《回声》里的知青路大为就是你自己吧？
韩少功：有一点影子。
这篇小说表达了我对农村生活的一些感受，对“文革”
做了一些剖析。
“文革”
的特点，一方面是最专制的，一方面又是最无政府的。
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那一段，很乱，谁都可以立山头，谁都可以有枪。
我的政治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读马列啊，读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啊。
下乡前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找母亲要钱，只买了一套《列宁选集》，四大本，十二块钱。
这在当时是很贵的。
这种政治狂热直到后来才有了变化，起因是一九八一年的大学学潮。
那一次学潮太让我失望了。
年轻人在学潮中争权夺利，民主队伍内部迅速产生专制，使我对自己的政治产生新的反省。
我觉得自己的红卫兵梦还没做完，还以为革命可解决一切问题。
这实在太天真了，太可笑了。
施叔青：一九七九年四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你早期的精彩之作《月兰》，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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