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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并没有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
完全被割掉。
虽然“割尾巴”
的舆论压力存在，但还没有变成正式的国家政策。
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和分配单位，实际上是以自然村为自我管理单元，避免了前苏联式的“国有化”
和“公有化”
。
这种政策安排相对稳定。
所以“文革”
时期除遇上大灾害，除了有些河南灾区来的叫花子，一般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粮荒。
也因为这个，农民忆苦，一忆日本人带来的战乱，二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
时饿死人，说“文革”
十年中饿死人的倒不多见——虽然农民对“文革”
也有很多埋怨。
王尧：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考察，但是对“文革”
中的有些现象有记忆。
譬如乡村的赤脚医生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我在台湾访问陈映真时，他对赤脚医生评价很高。
在人民公社化后，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基本是一贯的。
七十年代初期，和我们相邻的一个县，社办企业发展迅速，我们这边刚有点起色，就开始批。
至于个体业更加没有发展的空间，像木匠等手艺人，在外干活的都勒令回乡。
这一点我印象很深。
最近这几年，邻县的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发展迅速，而我的老家却缓慢得很，思想不能解放，这与当年的批判很有关系。
问题就是这样复杂，好的水利设施，多数是在七十年代建设的，现在许多地方远不如当年重视。
韩少功：几年前我到印度去访问，发现他们那里的现代化也在进人一个起步阶段，但遇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农村。
他们的公共水利设施严重不足，大洪水常常造成人口数以万计的死亡，财产损失就更不用说了。
第二，他们基础性的公共医疗严重不足，不像中国曾经有遍及乡村的公共医疗网点，还有过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这样的制度实践，人均寿命比中国低得多。
第三，他们的大学教育水平较高，大多是英式教育，但基础公共教育薄弱，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
张艺谋拍过一个电影《一个也不能少》。
我的很多知青朋友都在电影里的那种学校教过书，有时一个人管一个学校，叫“单人校”
“复式班”
。
那时学费可以免，收费也很低，学生交一两块钱就可以读上一个学期。
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权灾难主要落在知识分子、官员和“四类分子”
的头上，也出现过很多经济上的瞎折腾，但在农村的基础公共水利建设、基础公共教育、基础公共医疗等方面，却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不小成果，在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有诸多改善。
这就是印度与中国的差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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