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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对立的后面有文化上的同根和同构。
我对此感到困惑，怀疑一场政治手术能否解决这样的文化慢性病。
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不能像“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那样，把人仅仅看做是政治的人，还必须把人看做文化的人。
王尧：这是个重要的变化，一些现代化的想像开始有调整和修正，是后来在文学上回应西方现代性的开始。
周作人说他心中有两个鬼——流氓鬼与绅士鬼，这百年来，许多中国人心中也有两个鬼——政治鬼与文化鬼。
韩少功寻根”
跟我的一篇文章大概有点关系，实际上当时考虑到这一层的远不止我一个。
阿城，李杭育，李陀，李庆西，郑万隆，贾平凹等也写过一些文章。
大都是一些有知青经历的人，可见大家在“文革”
中的生活经历正在事后发酵。
张承志和张炜从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张承志对西域文化的研究，张炜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都做了很重要的实事。
后来很多报刊约我再写，我没有答应。
弄出一个流派在我的意料之外。
我觉得流派是不存在的，就像以前的“荷花淀派”
“山药蛋派”
之类也都十分可疑。
大家的想法各异，“寻根”
这个提法浓缩了很多意识，也掩盖了很多分歧。
王尧：你这里所说的意识和分歧主要是哪些？
韩少功：有的倾向于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有的倾向于否定中国文化传统。
介于这两者的兼容状态也有。
更重要的是，当时很多人“寻根”
的旨趣在于佛家与道家，可以看做对现实困境中如何实现个人解脱的美学回应，阿城就是一个例子。
这与后来在全球化浪潮中发掘本土文化资源的积极进取，也有很大的距离。
就是说，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哪一个层面，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人们各怀心思，从来不是一个声音。
王尧：这些分歧不仅在“寻根”
者内部存在。
“寻根”
的提出实际上使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思考有了一个聚焦点，分歧所反映的问题几乎是世纪性的。
韩少功：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对“寻根”
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贺敬之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有一次到湖南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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