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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一个健康时代，文学批评杂志也非常多。
不像九十年代，媒体商业化严重以后，很多地方是记者炒作代替了专家批评。
王尧：吴亮写过你的文章，像《韩少功的感性视域》《韩少功的理性范畴》等。
他是比较准确的评论你创作的一个批评家。
韩少功：他看法犀利，语言活泼而且很有爆发力和繁殖性。
还有一个特点，他认为引用就是思想的懒惰，写作时尽量不引用别人的话，单枪匹马打天下。
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
消费主义将会强化极权
王尧：当时一些批评家十分活跃。
还有北京的黄子平、季红真等等，也是周介人非常喜欢的。
黄子平说，创新是条狗，追得人不能停下来小便。
这里的创新主要还是指向西方学习吧。
我曾经就一个问题向李陀老师请教，他在回答我的邮件中说道：“一说及八十年代，必要套用现代主义的概念，认为用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文学做线索来描述当代文学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样做十分可疑，因为如此根本不能说清中国文学写作的独特性（以及这种写作和中国历史之间关联的独特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流派并不是那样的壁垒森严。
你在《杭州会议前后》中提到，后来我也听蔡翔说到这件事：当时《上海文学》对马原的小说《冈底斯的**》没有把握，就把稿子带到会上，请你和几位作家“把握”
一下，你们投了重要的赞成票，给予大力支持。
这是件有意义的事，不仅是先锋文学发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细节，而且也见出当时文坛的宏大气象，就像你说的：差异中有共同气血的贯通。
韩少功：作家们互相支持是当时很普遍的风气。
残雪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也是我推荐到长沙一家杂志上去的，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那里当主编。
我的写作也得到其他很多作家的支持与帮助。
那时没有什么门户之见。
门户之见是事后一些批评家想像出来的。
王尧：所以你批评有些批评家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把“寻根文学”
和“先锋文学”
看成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
的尖锐斗争。
韩少功：很多外国的汉学家也跟着这么说，有一本汉学家的书，煞有介事地编出什么从“杭州会议”
到“香港会议”
的故事。
其实都夸大了。
现实生活不是电视连续剧，不可能那么情节分明地起承转合。
王尧：先锋文学探索是在中国语境里产生的，是中国现实生活所孕育的，从更深的层面说，它与西方的先锋文学不完全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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