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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言：“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
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
此为太祖时一种选法，不过回避本籍而已。
始以南北相避，继则仅避本省，不限南北，学官则并不避本省。
《志》又言：“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
’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给事、御史亦初授升迁各半。”
此为太祖时又一种选法，以毋拘资格为前提，内而侍郎，外而监司，俱可由选人径得之。
其选人则出自进士、监生及荐举三种：进士即科举所得；监生即学校所造成，若今之毕业生；荐举，则凡官皆为举人者，惟滥举则连坐。
给事为谏官，分六科，谓之科臣；御史为言官，分各道，谓之道臣。
谏官得封驳诏敕，直规君上之失；言官得参论中外，不避贵近之尊。
此等清贵之职，亦使初授之选人居半，定为选额，又不比侍郎监司之不为额定矣。
明初用人之不拘资格至于如此。
其所以不开幸门，反能整肃官方者，当时士大夫并不因得官之易而敢于奔竞，止有招之不来之患。
是何也？一有不称职，辄遭诛戮，自揣未可侥幸，即避之恐后。
此当于全史中理会之，备列如下：
太祖定法律，遵用唐律，为一代之制。
然于律外又特定《大诰》。
洪武十八年，第一次定《大诰》，其目十条，第十条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皆至抄札。”
次年复作《续编》《三编》。
《刑法志》：“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
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
夫士夫至求不仕而断指，明祖又诛之而籍其家，且因此勒之《大诰》，定为专条，后有似夏、姚、王诸人者，皆诛死籍没。
盖既被荐举，即不许遁免，可知时无奔竞之风矣。
太祖时，士大夫初以声绩著，而后不免因事诛死者，就《列传》所载，其人已夥，专辑之可成一宗类案。
其以功臣典兵有威望，遭忌而致死者，尚不在其列。
亦每有发为忠言，触怒而被戮者，如李仕鲁以辟佛，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陈汶辉亦以此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叶伯巨以言诸王分封太侈，死狱中；王朴以与帝辨是非不肯屈，戮死。
如此之类亦多。
洪武中有大狱四：胡惟庸以宰相谋叛，诛之宜也，而连引至数万人；蓝玉恃功骄纵，已不当与谋反同论，死者又数万人，此犹曰贵臣牵连取忌，别有用意；其余两案，一为郭桓案，以惩贪墨，死者亦数万人，既而知审刑官希指牵引，又论审刑官极刑；又有空印案，迹近作弊，坐死者又极众。
此两案皆为惩贪杜弊而起，死者如此之惨，皆令士夫惧为君用之故。
再分列之如下：
一、空印案。
此案《本纪》未载，惟《刑法志》言：“十五年空印事发。
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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