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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经济繁荣发展时，城市的收支尚能维持平衡，但在3世纪危机时期，富庶的城市成为士兵、外族、起义者劫掠的主要对象，城市经济遭受重创。
其次，这是城市自由与自治空间日益缩小的必然结果。
随着元首越加集权，帝国逐步加强对城市的控制。
韦斯帕芗是第一位对自治市进行限制和干预的元首。
他定期派遣督察使（corrector）到行省自治城市和意大利自治市进行视察，检查它们的账目和各项公共工程建设。
到公元2世纪，帝国日益直接干预城市的财政、司法事务。
在图拉真时期，总督对城市的监督有多种形式，他们调查和审计城市的财政，并采取补救措施，如偿还债务等。
据小普林尼记载，图拉真派遣他到本都—比提尼亚行省的罗马殖民地阿帕米亚（Apamea）调查公共账目。
[90]除了总督的监管，自涅尔瓦或图拉真时期始，元首经常直接任命财务专使来管理城市的经济，协助城市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财产，削减城市开支费用。
据统计，公元160—260年，亚细亚地区出现30个财务专使；公元196—270年，北阿非利加出现32个财务专使；公元2世纪早期至3世纪晚期，西部行省出现27个财务专使。
[91]在哈德良和马尔库斯·奥里略时期，元首派出了一批监督官，对城市的账目和兴建的公共设施进行就地审查。
统治者根据监督官审计的结果，处理了一批管理不力的城市长官，并撤销了一些财务管理混乱城市的自治权，使之归并于行省政府。
尽管行省总督、督察使、财务专使、监督官的数目有限，不能对众多城市的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这标志着城市自治权力的衰落。
第五，古典文化的危机。
危机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改变了人们已有的利益格局，而且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冲击了现有的、已经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
自元首制建立以来，古典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逐渐消失，这种情况在文学、艺术、法学、史学和哲学等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帝国的思想家大多成了歌功颂德的能手；“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学校教师，便是纵酒作乐的有钱人所雇佣的小丑”
[94]。
法学家也为元首服务，恩格斯在谈到罗马帝国的法学家时指出，“至于另一类的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
[95]。
就宗教领域来说，由于整个地中海区域处在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中，传统的多神教不再满足已经成长起来的宗教需要和已经改变的政治关系了。
“旧罗马宗教产生的时候，罗马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国，而它的居民主要是从事农业的。
对于氏族的和家族的神，以及对于掌管一切农事程序的自然界的小神的崇拜便很好的满足了这一居民的宗教需要……朴素的多神教，它只适合于早期共和国的原始的社会关系。”
[96]在3世纪危机时期，城市的衰落直接影响到贵族文化和城市的生活方式，以城市为载体的古典文化出现严重危机。
文学、艺术、法学、史学和哲学等的发展停滞不前。
城市的衰落进一步加剧了依托在城市之上的传统宗教的危机，神庙、剧场、广场和会堂遭受战火焚烧，神像被掠走，神庙被焚烧或推倒以建设应急的城墙。
城市贵族很少担任祭司职务或举办公共庆典，更不用说恢复神庙的建设。
人民混淆因果，把元首被杀的厄运与正在到来的瘟疫联系起来，或把大规模宗教庆典的取消与军事灾难联系起来。
他们认为，神灵如果不是失灵，就不会对他们所遭受的灾难保持沉默。
总之，3世纪危机中的罗马帝国，处于从早期元首制向后期君主制转变的关键阶段。
危机集中暴露了元首制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但它具有阶段性和不平衡性。
危机并没有导致帝国衰亡，帝国反而为适应新形势进行了体制调整。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
[99]元首制的死亡和君主制的新生，也是在危机与革命中酝酿，并由戴克里先最后完成的。
公元284年掌权的戴克里先不仅是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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