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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公元238年马克西米努斯（公元235—238年在位）进攻意大利时，埃奎利亚（Aquileia）周边的乡村居民就遗弃房舍逃到城内避难，因为他们知道，在士兵的掌控下自己不会有好下场。
事实也是如此，在向埃奎利亚进发途中，马克西米努斯的士兵砍断大批树木和葡萄藤，放火焚烧村庄，毁坏农田，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罗马帝国的内耗严重地削弱了边境的防御力量，外族乘机突破边防，大批涌入帝国境内。
其中主要有东方的波斯人和北部的日耳曼人。
以哥特人为例，继公元228年哥特人首次成功劫掠巴尔干行省之后，他们相继在公元256年、公元258年、公元263年、公元264年、公元265年、公元267年和公元270—284年进入小亚细亚或希腊，在多瑙河和黑海地区造成严重的灾难。
甚至作为帝国首都的罗马城也多次受到外族入侵的威胁。
外族入侵虽然波及面广，但具有不平衡性。
当时受影响最重的区域有：山北高卢和下莱茵河地区、上莱茵河和上多瑙河地区、下多瑙河和黑海地区、东部边界的行省——卡帕多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
在公元3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战乱中，高卢遭受的损害尤为严重，其人口数量迅速下降，土地大量荒废。
由于公元276年日耳曼人的入侵，高卢最富足的地区遭受洗劫，大多数城市丧失了原先的生机与活力。
雷苏城的陶器大工场更是难逃厄运，那里的商店皆成了废墟，废墟“行列绵延，长约五里”
[76]。
在普洛布斯（公元276—282年在位）时期，高卢遭到更加严重的打击，法兰克人、阿拉曼尼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越过莱茵河边界，洗劫了60多个城镇。
许多城市长满了野草和灌木，成为野兽出没的地方。
整个帝国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根本无法建立起合法有序的行政管理。
尽管当时留传下来的文献记载稀少，但相关的碑铭等也清楚地提到了士兵、官员的暴行。
士兵和官员频繁地敲诈位于交通要道附近的城乡居民。
据碑铭记载，公元238年，色雷斯行省斯卡特帕拉（Scaptopara）村的村民上诉戈尔狄亚努斯三世（公元238—244年在位）：“派往别处的士兵们不走自己的道路，却来我村，也强迫我们供给他们住处和粮食，不给任何代价。
行省执政官员以及你的检查人员大多数也来这里使用温泉。
我们也就时常在必要时招待当局官员……现在我们已经无力忍耐这种压迫，真的我们可能象其他人一样舍弃自己先人的炉灶……如果要压迫我们，我们就从自己的故乡逃亡”
[77]。
在公元244年和公元247年，菲里吉亚行省阿拉古亚（Aragua）自治市的隶农和农民上诉元首：“我们虽然地处内陆，但经过阿庇亚地区的军官、士兵、城市的权贵和政府官员常常不走大道，而是向我们直扑过来，征用并非法劫掠我们的人力和耕牛等。”
[78]行省居民饱受兵祸之苦。
据记载，奥勒良（公元270—275年在位）对士兵的忠告是：“不要偷别人的家禽或羊，不要拿走葡萄、粮食或油、盐、木柴，而满足于自己的配给。
你们应该从敌人那里获取这些物品，而不是从行省人的眼泪中得到这些物品。”
[79]这说明士兵劫掠居民财产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
人们悲叹时局的混乱、军匪的横行以及法制的**然无存。
公元3世纪中叶迦太基主教塞普里安说：“看，道路被匪徒盘据了，海上被海盗封锁了，到处是战争、营房、血腥的恐怖。
全世界灌注了互相屠杀所流的血；如果只是个人杀人，就被认为是犯罪，然而，如果是公然杀人，则认为是勇敢的行为。
有罪可以不受惩罚，这不是由于没有罪恶，而是由于坏事大得骇人听闻……尽管法律写在十二铜表上，尽管它刻在铜表上让大家知道，但是，就在法律的面前实行犯罪，侵犯法权。”
[80]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战乱和食物短缺，瘟疫猖獗，如从公元250年一直持续到265年的瘟疫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帝国减少了约12的人口。
帝国境内的广大民众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不堪重负的城乡人民或揭竿反抗，或沦为所谓的“盗匪”
。
公元240年，阿非利加爆发萨比尼阿努斯（Sabinianus）领导的起义，遭到毛里塔尼亚总督的严厉镇压。
在西西里，公元263年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爆发，好不容易才被镇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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