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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纳税而富人免税或减税，这是经济腐败的典型表现。
各级贪官污吏造成的财税亏欠以及豪绅地产主逃避国家赋税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空缺，最终都转嫁到普通生产者身上，加剧了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
在官僚制度中，也有一些防范侵吞税款的措施，主要包括：（1）任用一些官员来监视或检查另一些官员，最初的检查是秘密进行的，后来就逐渐制度化了，这种检查的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分开军事官员和文职官员的职能，把赋税的征收工作从军人手中接收过来；（2）建立一种擢升制度，使某些人不致由于长期担任同一职务而滋长独立性；（3）建立一种吸收新人的制度，官僚体制靠这种制度不断补充新手，从而使自身摆脱对特权阶级的依赖。
[72]但是，在贪污腐化已经成为制度性问题的情况下，“贿赂公行，非法渔夺习以为常；企图采取一大套暗中侦查的办法和官员彼此相互监督的制度来制止这些现象均属徒劳无益。
每一次增加官吏的名额，每一次扩大监督人员的队伍，其结果都只是增添了靠贿赂贪污为生的人数”
。
[73]捐税、国家的差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士兵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
“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毁灭了……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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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治腐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腐败日趋严重的同时，政治腐败现象也与日俱增。
围绕在君主身边的执事长官、太监和秘书，尤其是出身贫寒的太监，他们一旦得势极易贪污腐化、横征暴敛。
在阿尔卡狄乌斯（公元395—408年在位）时期，君士坦丁堡皇宫的太监优特罗皮乌斯就公开以权谋私，“宦官受到贪婪的鼓舞，打开主人的钱柜，现在已经是富可敌国。
把罗马的行省，都拿来定出价码好朋比分肥。
有的人为了获得亚细亚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用自己的庄园行贿。
有的人用妻子的珠宝买到叙利亚。
有的人只能用父亲的产业换取比提尼亚的统治权。
在优特罗皮乌斯戒备森严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很大的图标可以公开参阅，上面标明行省不同的价格”
。
[75]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就说，瓦伦斯君主的大臣总想要占有别人的财产。
行政官员的腐败已经司空见惯，公元4世纪晚期的君主狄奥多西一世甚至公开出售行省职务，也不管购买者的德行或者能力如何，认为出价最高的竞标者是最适合的人选。
金匠、银行家、甚至最卑贱的从业者都可以担任市政官员，君主把行省卖给了出钱最多的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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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贪污受贿，君主们不得不任用秘密稽查使、秘书或公证人作为特派员（spet）来监督这些官吏。
但是，这些特派员在执行任务时，不会放过每个敲诈的机会。
例如，公元355年，高卢统帅塞尔维努斯（Silvanus）遭人诬陷，被控图谋不轨。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派秘密稽查使阿伯德米乌斯（Apodemius）前去调查，但阿伯德米乌斯到达高卢后，对事实真相漠不关心，相反，他召集当地的财政官，以敌对情绪攻击统帅的属下和被保护人，好像统帅已经被判处死刑。
[77]“行迹尤为恶劣的是那成千上万的秘密警察，即所谓政治警察，其前身为稽查队，他们的职务是监视人民和监视帝国的全体官吏。”
[78]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捐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
以至于罗马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这使居民对帝国心怀仇恨。
第三，军队腐败。
在贪腐之风盛行的前提下，相对独立的军队也出现了腐败行为。
君士坦丁改革之后，大多数士兵从边境进入或大或小的城市，城市居民也就成为帝国士兵敲诈和掠夺的对象。
军队移居城镇虽然便于军需供应，但城市生活中令人志气消沉的奢侈风气，在无形中毒害和腐蚀着罗马军队，驱使仆役和豪华奢侈已成为军队的风气。
军队开始厌弃疲劳的训练。
据记载，长期以来罗马士兵以护身铠甲来保护自己，但随着军纪的松弛和训练的欠缺，士兵的体能和毅力日渐衰退，他们抱怨铠甲太重，不愿再穿。
久而久之，格拉提安（公元375—383年在位）就准许士兵可以不穿铠甲，后来士兵们连头盔都不戴了，并丢掉了在营地设防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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