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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克里先时期，帝国的行政管理中心已经东移。
君士坦丁在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之后，没有把罗马作为宫廷所在地，而选择了东部古城拜占庭。
左西姆斯对拜占庭的防御优势做出如下描述：“这座城市矗立在高地上，是地峡的一部分，处于色拉斯（Ceras）和普罗滂蒂斯（Propontis）两个海湾围绕之中……城墙从山西面的维纳斯神庙延伸至海边，与克里梭波利斯（Chrysopolis）相对。
在山的北面，城墙延伸至码头，并越过码头到达海岸，这个海岸与进入攸克塞因海（Euxine，黑海）的通道相对。”
[67]公元330年，君士坦丁迁都于此，改名“新罗马（NovaRoma）”
，后人称之为君士坦丁堡。
在东方建立新都，这是罗马帝国自公元3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东移的必然结果。
左西姆斯在总结君士坦丁迁都的原因时说：“君士坦丁放弃了传统宗教，招致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憎恨，因此他不能忍受整个城市对他的咒骂，想找一个与罗马同样大的城市，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一座宫殿。”
[68]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迁都显示了君士坦丁放弃异教的决心。
由于东方各地区人民久已习惯于专制统治，迁都东方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君主的专制统治。
新建的君士坦丁堡不仅丝毫不逊于鼎盛时期的罗马城，而且享有与古都罗马同样的地位。
此后，君士坦丁堡就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和黑海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要地。
讲拉丁语的西部与讲希腊语的东部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趋减少，二者的地区差异日益加剧。
君士坦丁迁都实际上加速了帝国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分离。
图6.12钱币上的君士坦丁
（二）腐败现象严重
随着复杂的官僚体制的逐步建立，腐败这一与权力密切相关的孪生兄弟，也随之出现。
腐败一旦侵蚀政府赖以运转的官僚体制，国家的混乱也就不可避免。
概括地说，晚期罗马帝国的腐败主要包括：
第一，经济腐败。
在帝国晚期，比较正规的统一税收体制已经形成。
其具体办法是：把帝国分成若干固定的税区，定期统计各地的人口及土地财产数目，以此作为征税的依据。
帝国每年都根据需要拟定财政预算，所以税收数额并不固定。
由于庞大的军政开支，从公元324年到公元364年，年度预算或“十五年定额税”
增长了1倍。
到帝国末期，土地税率已经超过共和国后期税率大约3倍，国家征收的税额，占全部农业产量的14到13。
[69]腐败很快遍布整个分配税额和征收赋税的过程。
在官员估算税额和分配差役时，大土地所有者、富豪常常贿赂官员，偷逃税款，将负担转嫁给比他们地位低的人。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愤怒地宣布，“城市的高贵者（potentiores）与负责确定税额的官员（tabularii）勾结，在自治市的税册上弄虚作假，把税负转嫁到穷人（inferiores）身上”
[70]。
实际的赋税征收有相当多的不公正。
由于每年的税收数量并不固定，具有一定的弹性，实际征收多少基本上由总督或长官决定。
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时期，“高卢的长官例行性地把税额提升到法定数量的3.5倍”
[71]。
大体来说，臣民的纳税数额一般比官方数目高出30%。
总之，在理论上，各个等级的税负保持平衡，但实际上，赋税的重担压在了平民身上，他们被迫承担官僚机构、军队和宫廷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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