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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佑之壮烈牺牲的情况，一直到相隔三十年之后，才从四川党内寄给我的有关革命史科中得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一大损失，令我悼念不已！
犹记当年，我知道他的声名早为四川地方军阀所注意，随时都在追捕，得之而后快。
然而他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安危的问题，他却对别人百倍于人，例如能多次叮嘱过我多多保重身体，惦念着我是两次入川的外省人。
目标大，防不胜防要特别小心等语。
言犹在耳，是不堪回忆的！
我与他在合川的三日生活中，发现他在生活上有一种惊人俭朴和刻苦的精冲，也就是同餐共寝的一个傍晚，我俩正谈话谈得高兴时，才感到有些饥肠辘辘一看钟八时有过。
我向他建议由我做东，去吃小馆子，最多花一块银圆。
这个东道主我做得起。
不料郑佑之坚拒地说：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用不上两元，一次小馆子就花了一元，未免太浪费了。
他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不要忘记革命导师马克思，有时穷得开不起伙，连邮票钱发封信都没有，我怎么能浪费呢？你我的晚餐我早准备好了，请即用餐，老鹰茶一壶，大烧饼两枚，榨菜一块，一顿吃得饱饱的两人共费不到两角。
他说着说着，便从一包旧报纸中取山大烧饼、榨菜、柿子等物，高声叫要一壶老鹰茶。
我作为一个丘八，可没有料到他这个非军人出身的教书匠，竟如此刻苦，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没有二话，我们吃得又香又甜。
回忆当年我们许多党内的地下工作同志，也包括高级的领导同志在内，在十分艰苦的年月里，一月能由组织上支出两块银元作生活费，常常是难以办到的。
“胡子”
以身作则的刻苦精神，又怎能不感动我而难忘呢！
（四）我在三省边区失败归来的倾诉
我由于坚信郑佑之同志对军运工作必须与农运工作的配合，特别是对武装起义行动的配合，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这一点上，佑之与我是深有体会的。
在当年党内某些人是藐视佑之的说法和论断的。
他们批评佑之的论断，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党的调和派的理论，而且认为高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组织和革命的力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且认为农民意识是一盘散沙不可能有坚强的组织，是一群乌合之众。
反转来说，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力量，是现代化产业工人阶级才是可靠的力量；他们不但认为农民组织的力量不可靠，连非产业工人中的手工业人都是不可靠的。
佑之很恼火于批评他的人，将他贬低为第三党的调和派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驳者，他常常是拍案而起，争论不休。
我是完全同意于他的论断，而且毫不怀疑于他的理论实践是大有根据的。
他曾向我历数北伐时期刘伯承将军领导的顺泸起义的失败，邝继勋、陈静珊为首的射洪和广汉兵暴的失败，以及江津、涪陵等地兵暴的失败，都属于军事冒险，失败于没有农民革命力量的配合。
当然，他对南昌八一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都无不引为惋惜而痛心的事，上举失败的事例，他无不作为他研究总结的资料。
我非常了解他的心情，他也非常了解我同情于他的论点，决不能以藐视和打击性的来发谬论。
问题是我自三省边区失败归来一次向他倾诉的结果，他仔细地与我谈到由我与李家骏所主持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所领导的农暴的失败经过时，他简直是以责备我的口吻说：“是没有吸取一系列失败的经验，竟儿戏一般的一败再败。”
他甚至是坦诚地指出：“既明知是以卵击石，驱羊群而入虎阵的失败的后果，又为何要去硬拼硬打呢？”
由此，他当时对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反感和尖锐批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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