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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记史学的繁荣。
希腊化时代是传记史学的繁盛时期。
特别是由色诺芬等人在古典时代晚期开创的歌功颂德型的传记写作此时已蔚为大观，有关亚历山大文治武功和日常生活的传记史著与回忆录大量涌现，如托勒密一世的《亚历山大战争回忆录》、公元前4世纪的史家克莱塔卡斯的《亚历山大传》、埃及人克里奥米尼的《亚历山大本纪》、卡利斯提尼的《远征波斯史》、攸麦尼的《亚历山大起居注》、卡里兹的《亚历山大故事》等。
以上诸书旨在为君王树碑立传，其中包含了很多虚妄和神化亚历山大的内容。
在此影响之下，希腊化世界掀起了一股传记写作风潮，而且传主的取材范围由原来的国王、僭主扩大至文化名人，诗人荷马，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个人传记随之出现，甚至还出现了名妓传记。
传记作者一般都着眼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65]。
第三，地方志的兴盛。
希腊化时代，特别是在公元前350—前200年之间，地方志的编纂在希腊非常流行，其特点为按年代编排史事，注重探究神话和诸种宗教仪式的起源，文字较为简单，所以有别于正式的史著。
由于这种形式的历史著作主要产生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地区，因此又被称为阿提卡地方志。
该时期阿提卡地方志编纂家的代表是麦加拉人安德洛兴和菲罗科鲁斯。
阿提卡地方志保存了许多当地的古代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西西里学派史家提迈乌斯（Timaeus，约公元前352—前256年）也是这一时期地方史家中的杰出代表，编撰了通史巨著《西西里史》和一部《皮洛士战争史》。
第四，大规模的古文献整理。
对包括史著在内的希腊古代文献进行系统整理，是希腊化时代史学的一项重大成就。
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创办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宫和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希腊古代图书和文献资料，众多优秀的学者亦云集于此。
亚历山大里亚的博学者和校注家们对当时的希腊古代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包括比对版本、校勘文字、文法注释、划定卷次等，现存的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古希腊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是经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整理后才流传后世的。
如著名的文法学家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据说一生校勘、注释了800卷书籍，其中包括赫西俄德、品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尤以校订荷马的著作而闻名，是他最先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划分为24卷，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所以有论者断言：“古希腊文化后期是博学而不是行动的时代；是深入钻研并把知识分类的时代，是文法家、语言学家、书斋历史家的时代。”
[66]
第五，“普世”
观念的出现。
希腊文οｉκουμε′υη一词，在希腊古典时代意指希腊人居住的地方。
而至希腊化时期，该词已有整个世界即普世的意思[67]。
这种思想观念的改变是与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所面临的历史局势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的。
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希腊人虽然已经认识到了人类世界的统一性，但“仅仅是一种地理的、而非历史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的意识并不是一种历史的意识。
普世历史、世界历史的观念，还是不存在的”
[68]。
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涉及亚洲、非洲和欧洲众多国家的史事，具有十分开阔的世界视野。
不过，希罗多德所谓的世界大抵还只是地理上的联系，而没有深入的历史联系。
同样，埃浮鲁斯的《历史》一书尽管汇集了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众多希腊城邦的史事，但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史著作。
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战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当时希腊人所熟知的世界中很大一部分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
“‘世界’就成为某种不止于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东西。
它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
整个的亚历山大帝国这时共享有一种希腊世界的单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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