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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地，则整个‘普世’都共享着它。”
[69]普世观念的出现，意味着普世史的撰写成为可能，而这种可能，在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实践的进一步推动之下，终于在希腊化末期史家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转化成了现实。
波利比乌斯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4—前122年）是希腊化时代末期即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168——前30年）最重要的史家。
他出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麦伽波利斯城（Megalopolis）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莱考塔斯（Lycortas）是希腊亚加亚同盟的主要领袖之一。
公元前168年，波利比乌斯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时期曾任亚加亚同盟的骑兵指挥官，战败后被作为人质解送到罗马。
在罗马，波利比乌斯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高尚的品质深得罗马上层的宠信，并得到西庇阿家族的庇护，成为罗马名将小西庇阿的良师益友。
波利比乌斯客居罗马长达16年之久，曾随小西庇阿远征迦太基，是罗马不断对外扩张，直至征服地中海世界这一历史巨变的见证者之一。
同时，波利比乌斯也得以目睹罗马的一些档案资料。
这一切都为他写作《历史》创造了有利条件。
波利比乌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
这种经历和身份赋予了他在史家修养及撰史方面的独特视角。
首先，波氏继承了前代希腊史家撰写当代史的求真传统，非常重视史家撰述的真实性。
他认为，在历史作品中真实应当是凌驾一切的。
所谓真实之于历史，犹如双目之于人身；历史若失去真实，就会变成无稽之谈[70]。
历史学与悲剧和修辞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真实[71]。
其次，波氏强调了史家亲历和个人经验在撰史中的作用。
他认为，史家拥有必要的政治军事等经历，既能保证历史记录的真实性，而且可以令读者得到相关的实用知识[72]。
波利比乌斯在《历史》中多次提到，他写的是一部实用的历史。
读者通过阅读这种史著，可以把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运用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相似事件，这就是历史学的功用。
他认为其作品最大的用处，在于对历史事件原因的分析：“单单陈述一个事件的发生，当然是有趣的，但没有教育意义，而当这种叙述再把事件发生的原因加以补充说明时，历史研究才能有益。”
[73]波利比乌斯已自觉地区分事件发生的原因与事件的借口或开端，并致力于探讨罗马由一个蕞尔小邦“是如何，依靠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使整个世界都臣服于它单独的统治之下”
[74]。
波利比乌斯首先关注的是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原因。
他认为，罗马政体由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因素混合而成，具有极大的优势。
罗马的三个政治机构——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分别代表这三种政体的成分。
依靠这种政体，罗马人追求的“任何目标都能实现”
[75]。
其次，在军事方面，罗马军队由公民组成，较之迦太基的雇佣军和马其顿的军队具有更强的战斗力[76]。
而宗教在“保持罗马国家的凝聚力”
上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77]，等等。
波利比乌斯分析地中海世界统一于罗马这一历史巨变时，频繁地使用了“命运”
一词。
他说：“我们所处时代特点的令人惊愕之处在于，命运迫使几乎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服从同一目标（即罗马的统一）。”
[78]此处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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