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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权力机构权力的侧重点不一样，监察官以监察权、司法权为主，国王以军事和宗教权力为主，长老会议以预审权和重大案件审理权为主，公民大会以审议、表决权为主。
在立法领域，长老会议、国王握有较多的创议权，公民大会握有审议、表决权。
在司法领域，国王负责境外出征时的一切司法事务，长老会议负责重大杀人案，监察官负责契约纠纷等民事案件。
三是组织意义上的分权。
尽管斯巴达官员人数不及雅典，但监察官有5人，国王有两人，也体现了组织意义上的分权。
四大权力机构之间不分彼此也使得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制衡作用。
斯巴达政治体制中的分权制衡突出表现为立法权的分权制衡。
斯巴达将立法活动分成了预审、提案、审议、表决等环节，预审权由长老会议控制，提案权掌握在国王和长老会议、监察官手中，而审议、表决权则主要掌握在公民大会手中。
由于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这种制度设置实现了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权，同时也使得不同阶层之间可以互相制衡。
如公民大会可以修改国王或长老会议提出的议案，但不能任意修改；国王或长老会议可以通过“中止投票”
干预公民大会的审议，但不能剥夺公民大会的审议权。
又如监察官可以拘捕、审判国王，甚至可以拘捕在外带兵打仗的国王，斯巴达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国王如克里奥墨涅斯、普罗斯托阿纳克斯、波桑尼阿斯等都曾经遭受被捕、流放或处死等惩罚；当然，国王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影响一年一度的监察官选举。
斯巴达国王有两位，彼此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这就使得两位国王可以互相牵制，如克里奥墨涅斯曾经因为同僚国王戴玛拉托斯的牵制被迫从阿提卡前线撤军。
寡头政体的建立直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斯巴达政治体制都带有较多的民主色彩，但是，随着斯巴达成为希腊霸主，斯巴达的政体逐步演变成寡头政体。
这种转变的社会背景是斯巴达公民人数的急剧减少。
斯巴达的政治权力主要由斯巴达人集体掌握，公元前5世纪初之前，斯巴达公民人数约为8000～10000，这个数据得到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的证实。
前者记述斯巴达流亡国王戴玛拉托斯曾经告诉波斯国王斯巴达有8000名士兵[43]，后者则指出斯巴达在繁盛时期约有10000名重装步兵。
斯巴达人主要居住在斯巴达城内，有时间、有条件参加公民大会，因此，公民出席公民大会的比例可能高于雅典。
所以，尽管斯巴达公民阶层的总人数远远少于雅典公民人数，但这一情形仍然赋予斯巴达政治较多的民主成分。
但是，自公元前5世纪起，斯巴达公民人数逐步减少，导致了斯巴达政治体制的改变。
斯巴达公民减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65年，这一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人口死亡大约一半。
震后斯巴达为了补充人口，鼓励生育，而斯巴达实行析产继承，女性也可以继承土地，这样兄弟姐妹较多的人成年后分得的土地面积缩小，经济实力下降。
斯巴达的公民资格与经济条件密切相关，不能足额纳税和自力从军的人将失去公民身份。
公元前460年之后，斯巴达对外战争时断时续，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绵延近30年，不少男性阵亡，不少家庭因此破裂，土地则随着妇女改嫁开始集中，斯巴达因此出现了土地集中的趋势。
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大量的战利品流入斯巴达，部分将领和战士因此暴富，他们对土地表现出特别的渴望。
为满足他们的贪欲，公元前400年左右斯巴达颁布《厄庇泰德法》，允许一个人在世时将房产和土地赠给他希望赠予的任何人；或在去世后，以遗嘱的形式赠送给任何他希望赠予的人[44]。
这项法律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化，承认了土地的转让和买卖。
此后土地大量集中，公民人数很快减少到1900人左右，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公民仅剩1000人[45]。
建立在区区千余人基础上的斯巴达政权再也不能继续妄称民主了。
这突出表现为监察官职务的变化。
原先具有民主色彩的监察官不再是普通民众利益的代表，他们与国王和贵族沆瀣一气，贪污受贿，贪赃枉法。
公元前403年随波桑尼阿斯平息雅典骚乱的监察官，以及公元前395年随阿哥西劳斯出征小亚的监察官，都公开站在国王一边，参与了国王与莱山德的争权斗争。
公元前399年，他们直接指挥，镇压了基那敦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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