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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贵族疯狂反对任何改革尝试，少数特权人物不仅把持所有国家官职，而且顽固拒绝与上层资产阶级共享优势。
这就说明法国大革命何以具有剧烈的性质，资产阶级的上台为什么不是一种渐变而是一种实质性的突变。
然而，大革命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业绩。
在饶勒斯之后，马迪厄也强调了第三等级的迅速分化和资产阶级各派与人民各阶层之间很快出现的敌对，指明了大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和各阶段的发展进程。
乔治·勒费弗尔把目光从历史学家们一贯注重的巴黎和大城市转向对农民的研究（因为18世纪末的法国毕竟是以农为主的国度）。
在此之前，农民的行动一直被看作是对市民运动的反应，主要是配合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和王权。
关于大革命的同质形态和发展主流的观点便这样延续了下来。
乔治·勒费弗尔以精确的社会分析揭示出：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架内，发展着一股农民运动的潮流。
它在其起因、进程、危机和倾向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有必要明确指出，农民运动的根本目标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摧毁封建的生产关系。
大革命在农村打碎了旧的所有制关系，加速了传统农业组织的瓦解。
乔治·勒费弗尔的著作具有示范与榜样的价值。
没有他开拓的这一研究领域便没有大革命的社会史研究。
而这种社会史研究是加深对大革命了解的唯一途径。
要想说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作用表现，搞清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过程和最终对大革命做出确切总结，我们别无他径，只有从细致地分析各社会阶层及其团体的地产、流动财富和经济实力入手。
有一个事实发人深省：在资产阶级无可争议地统治了150多年之后，仍然没有一部关于大革命期间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问世。
在对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侧重精神形态而不是经济实力的论文和对某个地区或城市、某个家族或阶层的专题研究成果。
这些专题研究注重史料分析并提出了研究方向，因而具有较高价值。
尽管如此，大革命史研究在这方面的落后状况必须受到正视。
毫无疑问，对社会（指上流社会）和统治阶级的描写不乏其作。
但这些通信集或回忆录中的描述仅限于对习俗或思想的勾画，而我们需要搞清楚的却是生产关系、收入和人数方面的状况。
我们除了没有一部资产阶级的历史以外，也没有一部关于大革命期间的贵族的历史著作。
城市人民阶层的历史则初具规模。
严肃的历史研究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在经济和税收文件所提供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着手对各局部地区进行专题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对各阶级和社会阶层进行综合的研究工作。
而这种研究工作才是揭示阶级对立和把握阶级斗争辩证运动复杂性的唯一途径。
例如，对糖岛（指安的列斯群岛——译者）的开发和与之相关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尽管已有许多描写，但目前还没有一部深入研究波尔多资产阶级的著作。
缺乏对吉伦特派所代表的这个社会团体的财富和实力的估量和对其构成范围的明确勾画，对吉伦特派的任何评价便无从谈起。
这类例子俯拾即是。
我们会看到，由于对当时社会力量缺乏确切的了解，大片的研究领域仍有待开发，大革命的许多曲折仍不为人所知。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256。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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