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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前的经济高涨过后，资产阶级因收入和利润减少而受到损害。
恰恰在这种时候，苦难把人民群众发动了起来。
经济衰退和1788年开始的周期性危机无疑是造成1789年事件最首要的原因。
了解这一点意味着对大革命直接起因的问题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
但是，除了一个时期经济的决定作用之外，社会的根本对立也在起作用。
巴纳夫指出了旧制度的结构，体制与社会、经济运动这两方面的矛盾。
我们应该从这种矛盾中找出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原因。
在大革命前夕，社会框架仍然属于贵族阶级性质，地产制度也属于封建结构，封建捐税和教会什一税使农民难以忍受。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赖以形成的新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在发展。
旧制度的社会、政治组织维护着土地贵族的特权，束缚着资产阶级的成长。
按照饶勒斯的说法，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广泛的资产阶级和民主性质的”
革命，而不像英国1688年“光荣”
革命那样是一场“狭隘的资产阶级和保守性质的”
革命。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他们对特权充满仇恨，被饥饿逼得起来造反，并极力从封建压迫下挣脱出来。
大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摧毁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土地得到解放。
大革命的这种特征不仅可以从旧制度末期的经济总危机中得到说明，旧社会的结构矛盾更能深刻地揭示这一点。
法国大革命的确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然而它是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支持下进行的。
在旧制度末期，“民族”
观念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的上升而日渐明显，但仍然受到经济、社会和国家方面封建残余的阻碍和贵族阶级的抵制。
民族统一尚未完成。
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遭到种种束缚，如国内关卡、通行税、度量衡标准不一、庞杂的税收制度以及一直保留的封建捐税和教会什一税。
社会统一也不存在，社会差别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
不仅有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还有众多的“团体”
和共同体的特权。
它们把民族分割开来，拥有各自的“豁免权”
、“自由权”
，总之是它们的特权。
不平等是司空见惯的。
“行会”
心态使分裂更为加剧。
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在《巴黎的景象》（1781年）一书中用一章描写了“团体的利己主义”
：
“团体变得顽固、执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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