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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先投到布耶军中，从那里转向在荷兰的奥地利军队，最后再返回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各个俱乐部，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力。
路易十六的全盘秘密政策都是为了挑起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干涉，使自己从中得益。
早在1789年10月，他曾派丰布吕纳修士为密使去见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他竭尽全力使法国与阿尔萨斯诸王公之间的冲突恶化。
路易十六并非如人们常说的，是个简单、软弱、近乎不能做主的人。
他很有点小聪明，他不屈不挠地奔向一个目标：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威，甚至为此不惜背叛民族利益。
2.瓦雷恩事件在国内的后果：马尔斯校场的枪杀（1791年7月17日）
瓦雷恩事件在国内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后果：国王出逃激起了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掌权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而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并保持君主制。
瓦雷恩事件发生后，民主运动发展壮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成员从6月21日起就要求国民制宪议会建立共和制，或者至少在决定国王的命运前征询各初级议会的意见。
他们宣布：“我们终于摆脱了国王，获得了自由。”
国王的出逃成了促使人民群众加强民族觉悟的决定性因素。
它向人民群众揭示了君主制与外国的勾结，它激起的强烈情绪一直扩展到最偏远的农村。
人们担心外国入侵，便在要塞和边境自发地进入防御状态。
国民制宪议会从国民自卫军中调了10万名志愿兵。
这种社会和民族的反应所产生的效果与1789年的情形相似。
在瓦雷恩，原本为保护国王出逃的轻骑兵队全都转向了人民一方，并高喊着：“民族万岁！”
防御的反应突然呈现出来。
1791年6月22日夜晚在圣默努附近，当地的领主当皮埃尔伯爵在前来欢送路易十六时被农民们杀死。
在1791年的恐惧中，民族**与社会仇恨激发了同样强大的力量。
国王的出逃仿佛表明外国入侵已迫在眉睫，人民群众如同军队一样组织动员起来了。
然而，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却保持着冷静：它担心农民起义，同时也畏惧城市人民运动（勒夏普利埃法于1791年6月14日被通过）。
国民制宪议会中止了国王的职能及其否决权，它把法国组成了事实上的共和国。
但是，国民制宪议会在阻止民主发展方面也毫无顾忌。
它编造了“国王被绑架”
的虚构情节。
6月21日晚，巴纳夫对雅各宾派大声疾呼：“宪法就是我们的指南，国民制宪议会就是我们汇集的中心。”
尽管罗伯斯庇尔表示抗议，路易十六仍得以免受起诉。
只有布耶等制造“绑架”
的人被指控。
布耶在1791年6月26日给国民制宪议会的信中包揽了一切责任，但他早已逃之夭夭。
7月15日和16日，国民制宪议会对布耶和另外几个无足轻重的从犯发出了起诉令。
1791年7月15日，巴纳夫在一次激烈的演说中提出了实质性的问题：
“我们将结束革命还是使它重新开始？……再向前走一步就是有害和罪恶的行为。
在自由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王权的毁灭；在平等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财产权的毁灭。”
尽管国王的叛卖和贵族的危险不容否认，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始终认为国家应该是有产者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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