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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抨击了那些假爱国者，说他们“只顾为他们自己而建立共和国，只想为富人和政府官员们的利益进行统治。”
他把“力图在平等和公共利益的原则上建立共和国的”
真正爱国者同他们进行了对照。
山岳派的领袖们，尤其是雅各宾派，力求使民族的现实状况具有能够团结人民群众的积极内容。
在这方面，圣茹斯特的转变很能说明问题。
在1791年出版的《论大革命和法国宪法的精神》一书中，尚未摆脱孟德斯鸠影响的圣茹斯特曾写道：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便没有祖国。
因此，那些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民（除非他们轻视和仇恨其他民族）没有祖国。”
在他1792年11月29日所做的关于生计问题的演讲中，圣茹斯特超越了“祖国和自由一致性”
这一18世纪的平庸论点，把祖国和幸福等同起来了（这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独创性）：“不幸的人民是没有祖国的。”
但是，当他强调“使人民从动**不定和败坏人的悲惨状况中解脱出来”
有助于建立共和国的时候，他走得更远了。
他在谴责“滥发符号券（即指券）”
时，对国民公会议员们说：只要制止通货膨胀的破坏，保证人民的衣食，并由此把人民的幸福和自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你们就可以在顷刻间给〔法国人民〕一个祖国”
。
罗伯斯庇尔的话说得更简洁。
1792年12月2日，他在关于厄尔-卢瓦尔省小麦**的讲演中把财产权置于生存权之下，奠定了一个把人民群众包括在国家之中的理论基础：
“理论家们把生活最迫切需要的食品只看成一种普通的商品，他们不在粮食贸易和靛蓝贸易之间作任何区分。
他们谈得较多的是粮食的贸易，而不是人民的生计……他们对于批发商或有产者的利润考虑得很多，而对于人们的生活则不放在心上……最首要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因而最首要的社会法律就是保障一切社会成员生存手段的法律，其他的一切都应置于该法律之下。”
但是，正当山岳派由于战争需要和民族意识而向无套裤汉靠拢的时候，陷于空前矛盾窘境的吉伦特派却由于阶级本性而同无套裤汉疏远了。
吉伦特派宣布了战争，但又担心求助于人民（非此不足以打败贵族和反法联盟）会损害有产者的统治地位。
它拒绝作任何让步。
1792年12月8日，继巴巴卢谴责有人“想制定有害于财产权的法律”
之后，罗兰确立了谷物的贸易自由。
1793年3月13日，韦尼奥又通过否定民众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概念，更加有力地强调了吉伦特派政策的阶级基础：社会人的平等只不过是法律上的平等。
“它既不是财产的平等，更不是身材、力量、思想、活动、技艺与劳力上的平等。”
他是在维护财产权和财富的至上地位。
吉伦特派在怀念基于纳税额的国家组织方式吗？……这里至少说明了他们对人民的蔑视。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竞争带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
无疑，大部分山岳派都和吉伦特派一样，出身于资产阶级。
但是，为了保卫国家和革命，他们不得不采纳一种有利于群众的政策——该政策对某些人来说是原则，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权宜之计。
山岳派接受并加以合法化的恐怖，按马克思的说法，“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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