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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前10年，巴贝夫就不仅提出了权利真正的平等，即分配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生产问题，预感到有必要实行集体劳动：
“把土地划为相等的小片分给个人，这是对资源最大的浪费。
如果联合起来劳动，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巴贝夫的革命经验对于他思想体系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789年的人权宣言曾宣告了权利的平等。
然而事实很快便表明，它不过是“昙花一现”
。
因为，还在革命的过程中就出现了食品，匮乏的问题，即每日必需的面包问题。
巴贝夫在1791年8月20日给瓦兹省的库佩的信里写道：“谁会留恋一种表面的平等？”
在同年9月10日他给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的库佩的信里写道：
“……因此有责任，也有必要把食品发给广大的人民群众。
他们勤勤恳恳地劳动，却得不到食品。
必须实行土地法以达到真正平等。”
在热月9日以后，巴贝夫显然是反对罗伯斯庇尔的。
但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大众极度的苦难事后向他表明了最高限价、统制经济和生产国有化（即使是部分的）的意义，以及主要在共和国军队里实施的共和二年经验的重要性。
巴贝夫在《平民宣言》里这样写道：
“这个政府（即共同管理局）被经验证明是可行的，因为这是我们12支军队的120万官兵进行过的实践（在小范围内可行的，大范围里也行得通）。”
巴贝夫现在放弃了土地法，因为它只有一天的生命力，并且他还特别声明，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
在共和三年热月10日（1795年7月28日）给日耳曼的信里，他阐明了自己思想体系的主要精神，即“人尽其才，各施所能”
：
“全体劳动者和制造者都将为公仓劳动。
每人都将把自己劳动的成果交给公仓。
根据大家庭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所确定的分配员，把整个团体的全部丰富多样的产品平均分给每一个公民。”
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这主要是分配的共产主义。
然而巴贝夫由于受到故乡庇卡底的启示，预感到在农业方面有必要实行生产的共产主义以及建立土地劳动的集体组织。
但是，他没有见到资本主义财富的积聚和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他对旧的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业生产方式抱有偏爱。
在他的著作里没有任何对建立在消费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描写。
所有这些使得人们把他视为经济上的悲观主义者。
当时的环境局限，资本主义集约程度的低下和缺乏大规模生产，以至巴贝夫本人的气质和他的社会经历，正说明了他为什么只预见到物资的匮乏和生产力的停滞，看不到生产力的高涨和物资的极大丰富。
这就决定了巴贝夫主义处在18世纪说教的空想共产主义和圣西门的工业社会主义之间的地位。
“平等派密谋”
是使共产主义变为现实的第一次尝试。
共和四年冬天里（1795—1796年），政府的无能以及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极端贫困，使得巴贝夫萌芽了用暴力摧毁现存社会结构的想法（不久后他为督政府所迫转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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