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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集体加以区分。
1789年的全体群众并不都具有同样的性质。
1789年的战士和10月5日早晨由门房文书马亚尔领导的、主要由妇女组成的队伍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标志。
各地的农民造反也如此。
特别是，1789年的这些群众最初的聚合如果不是出于偶然，至少也不是出于革命的原因。
7月12日是个星期日，天空晴朗，在鲁瓦亚尔宫及其周围有一些人群。
这些普通散步者的聚合体的思想状态因获悉内克被革职而发生变化，它突然之间变成为革命集体。
在马孔省的依热，7月26日星期天，农民做了弥撒后像往常一样聚集在教堂前，接着人群突然变成了攻打城堡的革命集体。
于是，马孔省的农民起义开始了。
集体的特点是具有共同觉悟，在更高水平时则具有良好的组织。
例如，1792年6月20日的游行、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1793年8月10日的“共和国团结和不可分割节”
及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
日，都出现了出于共同的义愤，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而组成的群众集体。
巴黎各区和国民自卫军都为此提供了骨干。
“聚合体”
只是不自觉的、短暂的人群聚集，例如在鲁瓦亚尔宫和杜伊勒利宫花园散步的人群。
“半自觉的聚合体”
则是像星期日弥撒后在广场上的人群，以及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在传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市场占极重要地位）或是在面包店和杂货铺门前排队的人群。
这种集合并非有意识，农民上市场，家庭主妇去面包店是为了采购，而不是去集会。
但是这种集合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社会必需。
亚瑟·扬在1788年嘲笑去市场出售蔬菜或家禽的农民所花费的时间价值比商品本身更高，这是毫无道理的。
这种半自觉的集会对于群体心态的形成和组成集体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家庭主妇排的队伍最有可能变为造反的集体，1793年2月25日巴黎抢劫杂货铺就是一例。
还有其他的半自觉聚合体，如1789年春夏在各城市聚集起来，等待信件和聆听朗读议员或义务通讯者所寄信件的人群。
人们意识到这种聚集对群体心态形成的重要性，例如在雷恩，它们曾多次演变成革命集体。
这种聚合体中潜在着某种被压抑的群体意识，只需外部发生事件就能使之变为明确的觉悟，从而使每个人产生团结一致的感情。
一种强烈感情和一种剧烈心理刺激突然唤醒群体意识，从而把聚合体变为革命集体并准备付诸行动。
因此，“集体”
意味着存在一种预先已形成的群体心态，它的形成显然取决于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1789年的这些条件终于使整个第三等级奋起反抗特权和王公贵族，但是这种革命的群体心态却在历史上早就萌发了。
它建立在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对过去斗争的回忆，通过闲谈、晚间聊天世代流传，并通过歌曲、演说以至印刷品广为传播。
当然，人民大众不可能接触到书刊（对历书、歌曲集和图片应予以重视）。
但是在城乡资产阶级范围内，书刊的影响很大。
普及和推广便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
每个农民对领主的憎恨都汇成一体，在农民的眼里，所有的领主都要对此负责。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领主的群体表象，即典型的敌人。
农民把遭受到的由荒年和失业造成的经常性和临时的灾难全都归咎于领主，因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对其原因加以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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