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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它只有一个英雄：人民。”
路易·勃朗的《法国革命史》（1847—1862年）远没有如此高昂的热情，但它也属于同类。
奥拉尔的《法国革命政治史》（1901年）也是如此。
他是一位激进的大学教授，重视史实，文体简练。
他说：“整个巴黎都奋起了，它武装起来攻占了巴士底狱。”
但是，这个被颂扬或受羞辱的人民到底怎么样呢？无论米什莱或泰纳，不管他们有多大功绩，都不屑对此进行仔细的分析。
如果说，米什莱表达出人民灵魂之精髓，泰纳预感到作为历史必不可少的辅助因素的社会心理之必要性的话，那么，是饶勒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1901—1903年）里，最终改变了以往观察事物的角度。
这是一部真正“从下面”
看的历史。
法国大革命第一次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被真实地讲述，并被建立在经济与社会实际的基础之上。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扩展到全世界，经济问题在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其后果之一就是日益发展和明确的阶级对立愈加尖锐。
因此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
这些事实对史学研究不能不产生影响。
从那时起，史学家对直到那时一直被排列在资产阶级后面的人民群众开始重视起来。
他们开始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命运以及促使他们奋起反抗的原因，例如1788—1789年的荒年。
这样，饶勒斯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开创了大革命史学的新纪元。
阿尔贝·马迪厄发表于1927年的《恐怖时期昂贵的生活和社会运动》一书的某些方面也表现出这种革命史学的特点。
在乔治·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诺尔省农民》（1924年）和他去世后发表的《奥尔良研究》（1962—1963年）中，这种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是一部社会史，欧内斯特·拉布鲁斯说得更明确，“这是不可分割的革命现实的社会政治史”
。
乔治·勒费弗尔善于把关于旧制度末期和革命时期产业分布和土地耕种问题的最严密的定量方法，应用到人的心理状态研究上，对人民恐惧和惊慌加以描写，对革命群众的心理进行探索。
《1789年的大恐怖》就是明证，这部著作始终具有参考价值。
从此，确立了两种研究路线。
掀起革命运动的群众的社会组成究竟如何呢？是什么原因把他们动员起来并集合在一起？这项研究很艰难。
平民百姓不写书，或写得很少。
而且，有助于了解巴黎民众社会结构的税务文件，有助于了解巴黎无套裤汉社会倾向与政治表现的市区各类档案，以及各级议会及民众团体的会议记录等大量文件，在1871年“流血的一周”
里都被付之一炬。
剩下的只是保存在国立档案馆和警察总署档案馆里的警察与法院的档案材料了。
显然这是必须谨慎对待的材料。
但是它们非常丰富，需要进行统计和描述研究。
一、从聚合体到集体
“革命群众”
——对于勒邦博士引入到法国大革命史中（《法国革命与革命的心理》，1912年）的这个词的含义还需要加以明确。
否则，一般的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将成为不自觉的人群在比较真诚的领导人鼓动下聚集闹事的结果。
乔治·勒费弗尔在一篇已成为经典作品，题为《革命群众》（1934）的文章里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把“聚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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