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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途径，并融合了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科技测年（主要是14C测年技术）和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而这些方法总体上适应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
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中外的条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一、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希腊最早是在奥林匹克第一次赛会的举办之年，即公元前776年。
雅典则以一年一任的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为界。
罗马的标准一般是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据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为最早的纪年。
而在埃及、两河流域则处于混乱和模糊状态，没有确切的界标。
中国的确切纪年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由以上对比可知，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中国早于希腊、雅典、罗马甚至埃及和两河流域。
以中外的确切纪年为标志，在此之前的古史纪年，不只是中国多有歧异，国外也同样是模糊不清，这一点中外是趋同的。
就年代学的研究状况看，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从汉代刘歆的《世经》开始，一直到清朝，可谓历朝历代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问世。
而西方经过小罗马之后，年代学的研究就几乎中断了，近东和两河流域更是如此。
但自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始，随着后来西方列强对东方的占领和统治，又引爆了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
在这个**中，欧美等国凭着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产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
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落后于西方。
这便是中外在年代学研究中的历程和差异。
二、文献方面。
相同之处在于中外各有文献记录，且这些记录都是真伪掺杂，不甚确切的。
如国外年代学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书早已不是原来的版本，而是后人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
这个本子同中国学者一直使用的《竹书纪年》等文献具有相同的性质，两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不同的方面在于，中国的传世文献多于埃及、两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
正如从事国外古文明研究的刘健博士所言：“我的同行们都很羡慕研究中国古文明的学者有那么多传世文献可作依据，这在国外古文明的研究中是做不到的。
也就是说，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建立所依据的文献材料远不如中国丰富。”
可以说，文献的丰富是中国的强势——尽管这些文献并不是完全可靠的。
但是，在埃及、两河流域的年表，如《亚述王表》中，记载了从亚述最早的王朝到帝国后期所有王朝中各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数，由此可以推算出各王之间的相对年数和全部王朝的总年数。
遗憾的是，这些王表大都残缺不全，无法从一个版本中得知排列有序的所有王年。
不过，这些残缺不全的版本，分散为一个个不同的泥版残片，有的泥版残片记有许多个连续的王年，有的泥版残片只记两三个甚至是一个王年。
但就整体而言，这些残破的泥版残片是在一个大的框架里面，只要把公元前一千纪中的后半期、中期、前半期的各个王的年代泥版残片对接起来，这些年代就清楚和较为准确地显示出来了。
依这种方法对接，亚述王表可上溯到公元前15世纪，王表中的各王在位年数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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