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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年代学的角度看，依据《亚述王表》等文献，可从公元前1000年亚述各王的统治年代上溯到公元前15世纪，王表中各王在位年数都很清楚，然而再往上推，由于王表中一些王的在位年数出现残缺和错误并略去几个早期王，研究者便无法得到早期各王所在的公元年的精确年数，也无法利用它来推算公元前2000年和公元前3000年的两河流域各个早期王朝的公元年数。
因此，年代学家就不得不通过诸如考古发掘等其他手段去解决早于公元前15世纪的两河流域的年代及其公元纪年的问题。
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相比，赫梯年代学的研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刘健博士，在为“工程”
提交的研究报告《赫梯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中认为，赫梯学作为一个学科起始于20世纪初，学术界一般将德国考古学家温克勒于1906年在博阿兹柯伊的考古发掘作为标志。
正是由于这次非同凡响的发掘，才揭开了大规模研究赫梯历史文化的序幕。
通过几代学者近百年的努力，基本确定了赫梯历史的大致轮廓，对赫梯文化的了解也逐步深入。
但是，就赫梯年代学而言，虽然学者们费尽心思，对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以及周边地区的相关历史文献、天文学材料和考古发掘成果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赫梯年代学的研究仍然困难重重。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赫梯国家不同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王国，其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王表，也没有像曼涅托和贝若索斯那样致力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研究的古典学者。
赫梯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主要依赖于考古发掘所获得的以赫梯文、帕莱文、卢维文、阿卡德文、哈梯文和胡利安文等各种文字书写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文献。
但从这些文献的纪年特点及文献记录的特点看，赫梯人并没有准确的纪年方式，文献本身不可能为赫梯绝对年代的确定提供明确的线索。
赫梯年代学绝对年代的确定所依据的是周围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年代学研究成果，对赫梯文献中与这两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交往记录加以对比，并参考考古发掘所发现的证据，可以得出赫梯各个国王统治的大致年数。
用羊皮纸书写的著作家。
约公元前2世纪，埃及拒绝供应纸莎草纸给敌对的帕加马，活跃在小亚细亚的著作家与抄写员不得不采用另一种材料——皮革。
而在此之前，埃及人已把兽皮拿来书写了，只是材料昂贵，未能普及。
自中世纪始，活跃于两河流域修道院的僧侣开始用羊皮纸著述与抄写。
羊皮纸装订成册，取代了草纸卷，后世所谓的“书”
便诞生了
从刘健博士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赫梯民族约在公元前19世纪迁移并定居在小亚细亚半岛，到公元前1200年因内外部原因灭亡，赫梯的历史不足千年。
从小的框架而言，赫梯历史不过400年。
年代学家将这个时期分为古王国、中期王国及帝国三个时期，已确定的王约12位，其中古王国和帝国的王表已经基本确定，而中王国至帝国期间100多年的王表尚不可考。
就目前的情况看，考古发掘已经在博阿兹柯伊、玛莎特和科依泰派发现了大量的泥版文书。
1994年开始的奥尔塔科依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又出土了3000多块有文字的泥版，这些新的考古资料的出土，无疑将为赫梯历史文化及年代学的研究提供更多更新的证据。
关于希腊、罗马年代学的研究发端较早，第一部系统的年代学研究著作是公元前3世纪末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著的《编年史》。
他利用当时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工作之便，广泛涉猎前人著述，在综合希腊各邦不同编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纪年体系。
埃拉托斯特奈斯的后继者们不仅接受了其著作中有关希腊早期的历史年代，而且还有补充和创新。
到公元前1世纪，著名学者卡斯托尔的年代学研究已延伸到两河流域和埃及，并把这些古老王国的历史同希腊、罗马传统联系起来。
到了公元4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尤塞比乌斯在其著作中将纪年方式进一步完善起来。
就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而言，从林志纯及其他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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