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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生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等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赴中国西北考察时留影（徐为中方团长）。
在这幅照片下，徐旭生有一段题词：“这是我在额济纳河动身西行的时候我的朋友马益占给我照的相。
他以后把照片寄给我，并且附了一首小诗：‘我师出发前，惹我颇缠绵。
明知是暂别，心总不自然。
’哪里料到这一别就成永别了，呜呼！
徐旭生民国十九年八月五日。”
1931年2月，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合组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徐旭生任合组后的北师大校长。
同年9月，“九一八”
事变爆发，北师大师生热烈地投入抗日斗争。
事变后两天，徐旭生即会同北大校长蒋梦麟，并邀集北平各大学校长，举行紧急会议。
同日，又召集本校院长、教务长等开紧急会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11月，亲赴南京，请求增加北师大经费，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拒不接见，徐旭生愤而辞去北师大校长职务。
自1932年开始，徐旭生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后改为研究员。
1937年初，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徐旭生任所长（北平解放后，又任北京研究院代副院长），并开始潜心研究古史传说，准备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
当时，极端疑古派学者否定殷墟以前漫长时代的历史，对文献资料视若“腐朽”
之物，或加偏见，或不引用。
徐旭生撰写这部书的目的则是力图“矫正他们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使治此段历史的方法可以早入正轨，使夏及其以前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
。
他说道：“我自1921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日我国的史学界受欧西科学的影响，对古史材料重新估价的口号高唱入云，我个人也未能自外于时代思想的潮流。
不过因为我在法国留学时学的是哲学，所以在北大教的总不出哲学史的范围，对于历史自身没有时间向前深造。
1923年前后顾颉刚、刘掞藜二先生，对于大禹是否天神，是否有实在的人格的讨论哄动一时，我对此问题虽也深感兴趣，但是因为没有工夫搜集资料，所以未能参加讨论。
当时史学界的普遍意见似有利于顾氏，可是我个人虽对于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绝以为他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
我当日觉得《尚书》中《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固然非当日的或离当日不远的著作，是由于后人的追记，篇首‘曰若稽古’四个字已经可以证明。
但是他们的记录未必无根据，记录的时期最早也或者可以溯到商朝。”
号称“疑古玄同”
的疑古派代表人物钱玄同赠予徐旭生的墨迹
在如何对待疑古派的是非功过这一问题上，徐旭生直言不讳地表示：“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起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可是它的大本营却在《古史辨》及其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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