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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上研究所提供的考古学年代分期框架基本可信,但有一个明显的缺憾,那就是直接的地层关系较少,出土材料零星分散,加之过去几十年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墓葬的发掘,有关遗址发掘很少,具有明确地层背景的系列测年样品几乎没有。
因而有关遗址的文化分期就显得不够清晰,其遗址的总体文化面貌也不清楚,对先周文化的认识仅仅是提供了线索,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可做进一步的研究。
同安阳殷墟商代后期遗址的14C测年数据相比,真正对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起直接作用的,无疑是作为从先周晚期到整个西周一代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都城——丰镐遗址所提供的14C测年数据。
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按照首席科学家的意见,“丰镐遗址分期断代”
专题组,拟对沣西遗址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考古发掘,以便找到预期的地层关系和层位明确、时代背景清楚、多样化的系列测年样品,供14C测年测定具体年代数值。
丰镐遗址出土先周、西周墓葬内随葬器物比较图
据文献记载和学术界的研究共识,以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为界标,周人灭商前在丰镐活动约十年时间,以后即进入西周时期。
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周人文化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来看,明显地反映出早晚文化间的差异。
因此,丰镐遗址的分期断代以及由此为背景的系列测年样品的提供,对武王伐纣及整个西周列王的年代研究都具有其他任何遗址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的分工,“丰镐遗址的分期与断代”
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承担,主持人为丰镐考古队队长、青年考古学家徐良高。
徐良高,1966年生于安徽省霍山县,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主攻目标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商周考古与历史研究,曾有《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周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夏商周三代城市聚落研究》《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等著作发表或出版。
自1996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队长。
西周都城位置示意图(引自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徐良高接到任务后,同考古学家杨国忠等人首先对过去的发掘资料进行了检验,然后做考古调查,以便选择适当的地点进行田野发掘。
由于丰镐早期遗存分布少,且该遗址在汉代时已变成了皇家的上林苑,本来就极少的周代早期遗存,又随着上林苑的兴建而遭到了严重的扰乱和破坏。
从以往的发掘情形看,在遗址中有许多汉代的遗物混杂于周代的器物中,这就给单纯寻找周代早期遗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在此次考古调查中,徐良高等考古学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找到足够的、未经扰乱的周代早期堆积。
确切地说就是文王、武王时期这短暂的十余年间典型文化遗存,以及能提供清楚背景、面貌的含碳样品。
按照“工程”
首席科学家的计划,如果徐良高等人在丰镐遗址不能找到满意的文化遗存,就转而安排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到岐山、武功二县发掘王家嘴、郑家坡等先周文化遗址,以起到补救性的参考、辅助作用。
颇为幸运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徐良高等考古人员最终还是在丰镐遗址的马王村西和大原村北两地发现了线索。
马王村位于今长安县沣河毛纺厂东部,以前考古人员曾在此处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1959年曾在村北发现了两处残缺的西周夯土基址。
1961年冬,考古人员在村西发现、清理了一座铜器窖藏,共出土青铜器53件。
1976年,在马王村北再一次发现了三座西周夯土残基址,并在一座基址内发现了陶水道管。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徐良高等考古学家才发现了探寻日久的目标,并决定在此处进一步钻探和发掘。
当然,最终让徐良高下决心将发掘点选在此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马王村原来准备筹建一个造纸厂,后来造纸厂半途而废,又将原址改成了一个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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