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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62年见到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已经完全被破坏，地面上已见不到，原来地面上高一米多的城墙只剩下墙根，当时推断其时代可能很早，甚至早到西周初年。
（4）黄土坡某个社员讲，曾经在他家菜地里挖出过一件铜爵，他把铜爵卖到琉璃厂，当时琉璃厂的人警惕性很高，认为是从墓中盗出的文物，就偷偷地报告了当地派出所，结果此人被公安局扣留了。
不过，这件铜爵根本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有铭文，铜器铭文的出现是以后的事了。
根据这一情况，我就派四五个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条20米×0.5米的探沟，寻找铜器墓。
几年以后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距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
我当时估计所谓清末出土的燕侯铜器很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出自卢沟桥。
（5）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当时我曾对学生说，这里的遗址很可能就是燕国的中都。
作为燕都的条件有大规模西周遗址的存在、铜器墓的发现和文献的记载。
后来随着天气渐冷，我们便停止发掘回来了。
大概七八个月以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继续在琉璃河发掘，果然发现了有燕侯铭文的铜器，还有太保赠予的情况，完全证明这个遗址的确为燕的中都。
在1972年的平整土地中，遗址面临被铲平的危险，为此我向北京大学负责人八三四一部队[1]的副政委汇报了情况，他很快向国务院做了汇报。
第二天，国务院农林口负责人带领几位部长来琉璃河，当时陪同他们来琉璃河的还有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
问到我的意见，我表示对这样重要的遗址应当保存。
这位负责人经过考虑后讲：中国这么大，保留这么三百多万平方米的地方不算什么。
他命令推土机开出琉璃河，遗址就这么保留下来。
“**”
中为此事我受了很大的冲击，北大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欺骗中央首长，连西周陶片都不认识，把汉代遗址说成是西周遗址。
1973年春、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们来琉璃河发掘，工作了几个月，没有重要的发现，都纷纷埋怨我，说我夸张了此遗址的重要性，说我把他们坑陷在琉璃河，其实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有。
该年秋、冬，他们继续发掘，终于发现了重要的墓葬，发现了有“燕侯”
铭文的铜器等，此后再也不埋怨我了。
于是我与琉璃河就此失去了关系。
除以上两说之外，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杜金鹏说，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郭仁、俞震和张岭等人，在房山县进行考古调查时，在琉璃河镇的刘李店村、董家林村、立教村发现古代遗址。
同年10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和北京大学在这一地区进行联合发掘，获得了一些西周时代文物，从而证明刘李店、董家林古代遗址均属西周遗址。
按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后来的解释，琉璃河遗址应是北京市文物队发现的，但其当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后来邹衡根据调查的情况复查、核实了许多遗址，最后断定琉璃河最重要，于是带了三个学生于1962年开始发掘，这是该遗址首次发掘，北京市文物队没有参加。
十年后的1972年，邹衡带领北大四十多个学生又在琉璃河黄土坡村进行发掘……
刘绪讲述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现经过（作者摄）
据当年参加这次发掘的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刘绪回忆说：“我当年作为一名学生跟邹衡先生到琉璃河进行实习发掘，邹先生叫我们在黄土坡村一个老乡的菜窖边开挖两条探沟，当时我们木登登的，不知道开探沟是什么意思，反正叫开就开。
不过这次只在老乡的菜窖里挖出了两个陶罐罐，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后来才知道，邹先生是想找铜器，据说这里以前出过铜器。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因为出现铜器就不是一般的遗址，肯定有意义，一般不会是个小聚落。
北京有什么像样的古代遗址？无非是燕呵、蓟呵等等，邹衡先生可能意识到这方面的联系了，才叫我们挖探沟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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