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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次只差一点就逮着要找的东西，但不得不承认，邹先生的学术敏感性是很强的，遗址早就发现了，你得认识它的重要性，但那个时候认识它的人并不多，要不他们怎么不早去？后来发现墓葬了，并且越挖越多，好东西就不断地出土了……要说这个遗址，最近几年听说是北京市文物队发现的，原来有人说是吴良才发现后报告给苏秉琦一事，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去世了，没法核实了，也就不太容易搞清楚了。”
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发现、发掘的情形，以上各说尽管有些不同，但整体脉络还是不难看得出来的。
接着要叙述的是，1973年和1974年，北京市文物队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合作，在琉璃河遗址发掘了部分墓葬后，1975年，北京市文物队又单独发掘，至1977年告一段落。
在此期间，共发掘了西周时期墓葬61座、车马坑5座，基本确定了琉璃河遗址为西周早期的燕国始封地。
对城址的年代，定为商末周初。
墓葬的年代分为西周早、中、晚三期，依葬制分出商遗民墓和周人墓两种。
为取得更大的成果，从1981年开始，北京市文物队再次与已划归中国社科院的考古所合作，共同组成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队，队长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考古学家殷玮璋担任。
多少年后，据参加发掘的考古队员回忆，这支新组建的队伍一到琉璃河，便在遗址的不远处用自备的简易木板搭盖房棚作为居处。
由于房棚的简陋，考古人员不免要遭受风沙雨雪肆虐之苦。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一到夜间，成群结队的老鼠在**床下不停地乱窜、撕咬，有时还鼠胆包天，借着漆黑夜幕的掩护，啃咬正酣睡的考古人员的鼻子和耳朵。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考古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开拓精神，一下开挖了几千平方米的探方。
由于考古人员少，缺少技工，在这样大的遗址范围内操作起来很是困难，殷玮璋决定从当地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十人进行考古发掘训练，并让他们在实践中边干边学。
不久，这支队伍就能按照考古程序操作了，再后来，就连剔剥车马坑这样复杂而高难的技术也能够掌握。
正是在这支年轻的技工队伍的配合下，考古人员才连续解剖了两处遗址，并连续发掘了两百余座墓葬与车马坑。
1982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到琉璃河发掘工地参观、考察，面对庞大的发掘气势和考古人员的工作成就，张光直写下了“叹为观止”
的留言，表达了自己的赞誉之情。
而1986年发掘的著名的M1193号大墓，更是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从而把燕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坐落在黄土坡村庄旁的大墓就已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野，只是这墓的土堆中间有一个3米多宽的盗洞，这盗洞如同张开着的老虎嘴，使考古人员望而却步。
因为谁都不乐意去费钱、费时、费力地挖掘一座早已被盗墓贼光顾过的空墓穴。
当1981年殷玮璋率部进驻工地后，经过考察，他觉得这座墓尽管早已被盗，但还有发掘价值，于是跟当地村干部协商发掘事宜。
这位村干部一听，感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到来了，便在满口答应的同时，以大墓靠近生产队打麦场和牲口棚为由，要求考古队出资6000元，作为拆迁的赔偿。
殷玮璋明知对方是在借机要挟，但自知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开展工作，当然要受到掣肘。
无奈之中，殷玮璋只好在请示上级后咬牙答应下来。
令殷玮璋想不到的是，当牲口棚拆除后，大墓却不能发掘，原因是在打麦场的旁边还有一根电线杆需要拔除，而要移动这根电线杆，当然还需考古队拿出部分钱来作为补偿。
既然拆迁牲口棚的钱都已拿出，这根电线杆的费用也只好再咬牙予以补偿。
待这根电线杆被移走之后，考古队人员本认为这下说什么也可以发掘了，但还是不能行动。
对方除了要100米电缆费用外，又附加了多种条件。
殷玮璋一看这阵势，在悲愤之中，索性打消了发掘大墓的念头，带着队伍做其他方面的发掘去了。
琉璃河M1193大墓平面及墓道剖面图
到了1986年9月，殷玮璋回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汇报工作，汇报到想发掘的那座大墓一直没有发掘时，考古所副所长王廷芳问道：“老殷，那座墓还想不想挖，要是挖，所里还有点钱，可以给你一万块作为发掘经费。”
殷玮璋一听，当场答应下来，决定立即回去和黄土坡村的村干部再度协商，只要钱一拨下来，马上实施发掘。
考古队和村干部围绕经济问题经过又一次拉锯战之后，这座标号为M1193的大墓终于在1986年10月14日得以正式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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