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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羿”
（又称“夷羿”
），其居地又恰在山东龙山文化范围之内的记载两相结合，使他顿悟到两者绝非是偶然的巧合，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之所以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有别，之所以出现东方夷人文化因素，不正是夏初夷、夏两族冲突的结果和反映吗？火花闪过，李伯谦茅塞顿开，在充分的研究之后，做出了二里头文化是“太康失国”
“后羿代夏”
之后的夏文化的论断，这个结论既可解释二里头文化中为什么会含有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的问题，又可解释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的总积年为什么少于文献记载的夏积年的原因，可谓一通百通，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豁然开朗明了起来。
这一创见，可谓是李伯谦对二里头文化研究的一个贡献。
当然，除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之外，李伯谦对考古学的贡献，在他献给北京大学百年华诞的礼物——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为题的论文集中还可以看出，这是他三十多年来不断思考的记录，也是不断回答的答卷。
作为全书破题之作的《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一文，系统地表述了李伯谦对于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的宏观认识。
这篇文章作于1987年，当时尚未有江西新淦大洋洲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发现，但是他已经摆脱了传统的文化一元论观点的束缚。
就整个区系划分而言，他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进行分隔，时期的区分在中国考古学乃至新金石学中屡见不鲜，如果区域传统在将来的研究中被进一步强化，则很有可能无法在时间范畴上以若干个时代区分中国境内的全部青铜文化。
换言之，所谓青铜文化的萌生、发展、繁荣和衰败的周期，只能是针对一个具体的对象而言，而不具备跨区域意义。
李伯谦将西周以后的考古学文化分为晋、卫、郑、秦、齐、鲁、燕等系统，而不是以一个统一的名称概念化，这个划分无疑是具有超越和突破性的真知灼见。
同时，他还敏锐地对新淦大洋洲和广汉三星堆的发现进行了评估，对“前所未见”
的“地方特色”
给予了相当的强调。
在该著的综述部分中，有两篇与青铜剑相关的文章，表达了他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即中国青铜剑是从其他文化中引进的。
这个观点的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上对中国文化组成的陋识：“传统观念中的中国文化处于东亚文化圈的中心位置，是文化辐射的源地，其典型器物文化都是本土生成的。”
李伯谦用类型学材料证明，即使是在中国文化的最内核的部分，仍然可能有文化输入的痕迹。
戌嗣子鼎及铭文拓片。
该鼎口径41厘米、高48厘米、重44.4千克。
1960年在殷墟后冈祭祀圆坑出土，是目前经科学发掘获得的铭文最后的商代青铜器
通观《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全书，李伯谦很少使用“上古史”
这个词汇，但所选取的诸篇无一不是与这个主题密切相关、血肉相连。
从文章的内容看，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发出的“重建中国上古史”
的呼吁已得到初步实现。
但是这个实现绝不是传统文献的证实，而是一个在传统文献日趋失效的情况下，依靠考古学材料重新构建的过程。
毋庸置疑的是，李伯谦的这部论文集正是重建中国上古史实践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当李伯谦承担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晋侯墓地的分期”
这一专题任务之后，他即清醒地认识到，晋侯墓地各组墓怎样排序和其年代范围如何，是正确推定各墓墓主的前提条件。
早在1994年，考古人员在发掘编号为M93的一座大墓时，曾发现M93打破了西周晚期的灰坑，这表明该墓年代的上限不能早于西周晚期。
至于其他各组，均未发现墓葬与文化层、文化层与墓葬或墓葬之间相互叠压打破的现象，因此不可能从地层关系上确定8组17座墓的早晚序列，只有借助其他有关遗迹现象和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与形制另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在主持专题研究期间，李伯谦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在吸收了晋侯墓地的发掘者刘绪、徐天进、罗新及其他考古人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各组墓葬的器物进行标型学研究，以理清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从八组墓葬所出土的陶鬲排比中认识到，虽然这些鬲并不同型，但可以看出其先后演化次序，并大致可以排出墓葬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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