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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伯谦而言，每一处遗址，就好比一座矿藏，每进行一次发掘和调查，都会有新的东西被发现。
培养学生是教师的天职，而研究发掘调查的资料，解决考古学提出的新问题同样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伯谦在自己恪尽职守努力去做一名合格教师的同时，也丝毫未敢忘记做一名合格的考古工作者的责任。
几十年来，围绕着发掘调查和考古教学提出来的新问题，他不断思考，也不断回答，对二里头夏文化的研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确切地说，李伯谦真正接触夏文化研究这个课题，是从1963年秋带学生到二里头遗址发掘工地实习才开始的。
自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后，这是李伯谦第三次带队实习。
考古发掘的程序对他来讲虽然比较熟悉，但参加发掘与探索有关夏文化的遗址还是首次。
所以当进驻二里头后，他和同学们一起蹲在探方里，一方面辅导学生，动手教他们如何划分地层，如何找灰坑的边沿，如何记发掘日记、填写发掘记录等课业，一方面又开动脑筋琢磨深层次的学术问题。
如发掘出来的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特点？它和河南龙山文化、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究竟有何不同？在琢磨的同时，他还经常向考古所的发掘人员请教，从而有了颇多的收获。
二里头遗址的实习生活使李伯谦终生难忘，他日后在二里头文化上的研究成果，应当说是与这次参加实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发掘以来，围绕着二里头文化的族属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种种推测。
著名历史学家田昌五于1981年提出了二里头文化是“太康失国”
“后羿代夏”
以后的夏文化这一观点。
1986年，李伯谦在撰写《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一文时，也提出了与田昌五同样的论断，但和田文不同之处是他的文章更多着眼于从考古学上对二里头文化的材料进行分析。
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当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研究过程。
同大多数考古学者一样，李伯谦最初也是二里头遗址为西亳、二里头文化是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说的赞同者，后来邹衡教授相继提出了郑州商城亳都说、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说。
经过不断的思考，李伯谦认为邹衡做出的论断论据有力，论证充分，有很强的说服力，心中原有的观念开始动摇。
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后，考古材料表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所建年代基本同时，这就为邹衡的论断增加了新的论据。
既然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是基本同时的早商都邑，那么早于它的二里头文化当然只能是夏文化。
从此，李伯谦的学术观念彻底转变，开始接受了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观点，但与邹衡的观点有些不同的是，他对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是否属于最早的夏文化遗存的问题仍存有疑虑。
这是因为：
第一，14C测定的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与据文献记载推定的夏王朝始年最晚一说公元前21世纪要晚约百年；14C测定的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的总年数为三百年左右，与文献记载的夏积年最少一说431年要少一百多年。
两个数据都与文献记载相差很多。
第二，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分布地域基本重合，时间上紧相衔接，但文化面貌却明显有别。
根据文献记载，夏王朝的建立不是异族入侵、经过了血与火的大规模战争搏杀所致，而是部落联盟的酋长禹破坏禅让制度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实现的，是在本族内发生的事情，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
夏王朝的建立似乎不应在物质文化上引发如此大的巨变。
通过对这些问题反复琢磨、不断思考，李伯谦觉得还是应该从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中去寻找答案，但一时又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
正当他苦闷彷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先秦文献中“太康失国”
“后羿代夏”
“少康中兴”
等记载，以及《考古》1965年第5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中“二里头类型应该是在继承中原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而发展成的”
论断，如同两块石头在他脑海中突然发生碰撞，爆出了耀眼的火花。
二里头文化中，存在相当数量来自被认为是东方夷人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的事实和文献中那个“代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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