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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陕西省扶风、岐山之间周原遗址的西周青铜器窖藏，更是埋藏丰富，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如1961年在齐家村东壕附近发现的一处编号为60F齐家J4的青铜器窖藏，出土了3件无盖、上有“周我父”
铭文的铜簋。
13年之后，又在这个窖穴的南边30米处发现了另一处青铜器窖藏，并出土铜器7件，极为巧合的是，其中3件上镌“周我父”
的铭文的簋盖，在形制、纹饰上都和J4出土的镌刻“周我父”
的簋完全对应。
由此可见它们是同时铸造的原配器物，并属于同一人所有，只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分埋在了两处。
再如1974年在周原的强家村，1975年在董家村、白家村南等地的发现中，多有长铭重器，成组成套，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尤其是1976年发现的扶风县庄白1号窖藏，出土铜器的数量多达103件。
铜器的年代范围分布于西周早、中、晚三期，大多属于一个姓微的氏族所有。
铜器铭文在30字以上的有20余件，其中一件著名的“史墙盘”
铭文有200多字。
这批铜器被埋藏在一个长方形竖井状坑中，从表面看窖坑挖得有些草率，四角颇不规整，但坑内的青铜器却放置得相当整齐，看来当年这批铜器的主人在埋藏器物时还是颇为从容和精心的。
从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本身的特点看，不但数量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铜器铸造的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更高水平。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铜器窖藏和墓葬，多数经过科学发掘和清理，并按照考古学的严格要求，对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和铸造工艺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同时对窖藏、墓葬发现的位置、年代以及这些窖藏与周围其他各种遗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层位记录与对比研究，从而为历史年代学的断代发挥了重大作用。
率先对青铜器铭文进行科学断代研究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
他在1931年编撰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中，和在1935年增订出版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采撷两周青铜器300余件，其中西周王臣之器162件，东周诸侯之器161件。
该书首次将现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应用于铜器研究之中，将器铭本身可以表明某王世的器物作为标准器或尺度，以其中的人名、事迹以至器物本身的造型、花纹、铭文字体等特征，去判断别的器物，从而把许多本身并未标明王世的青铜器归结在某一王世之下。
郭沫若推定西周等时代有铭青铜器的断代方法，不但对器物时代鉴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使青铜器铭文进一步具备和增强了科学价值，从而奠定了青铜器断代的基础，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意义。
继郭沫若之后，有许多学者对西周青铜器进行了断代研究，其中唐兰、郭宝钧、陈梦家等学者，在这一领域分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王世民（左）与张培瑜在“工程”
会议间隙讨论西周王年问题（作者摄）
正因为青铜器断代具有如此重要的科学价值，故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酝酿之时，就专门设立了“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
这一专题。
并预定了研究目标：“以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做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
目标中所谓“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
的铜器，是指铭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
其研究的任务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这些四要素俱全的铜器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期断代，从而使历谱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而坚实的基础之上，避免过去那种不顾铜器年代妄加推算的情况。
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负责。
王世民，江苏徐州人，195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
爆发前的近十年间，他在曾任考古所副所长、所长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身边，从事秘书工作和文物资料管理工作。
1963年，考古所开始筹划由著名甲骨学家、青铜器断代专家陈梦家主持编撰《殷周金文集成》，王世民被所领导派往参加、协助陈梦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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