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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这么详细介绍《三个确定，一个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天文学成果》这篇文章，是想告诉各位，席先生这位首席科学家是真正的名至实归，指挥若定的。
席先生没有插手任何一个天文学专题的具体工作，但是他把握了所有天文学专题的细节；甚至掌握与天文学交叉的文献、甲骨、金文和14C测年研究中的所有相关成果，甚至连几位甲骨学者之间细微的观点差异，他都了如指掌。
他真正把握了全局，在处理复杂局面时，他有决断，能仲裁。
他是一位统帅。
席先生的决断力来自哪里？来自他的学识，他的慎思缜密，他的高屋建瓴，更来自他的公正无私。
我还想告诉各位，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而非其他科学刊物上。
我个人能领悟他的用心之细。
因为，对断代工程，最高的反对声浪不是来自自然科学界，而是来自社会科学界，特别是考古界。
我还想告诉各位的是，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那种“搞民族主义”
“想把历史抻长”
的诬蔑之词，渐渐淡去了，听不到了。
席先生在断代工程的第三个故事——他在学术上的倡导开放精神，鼓励创造思维，推动学术自由。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以举国之力支持、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实践，这个实践，或者说这个期望中的结合成功了。
当武王伐纣研究的第二方案完成论文《武王伐纣天象解析》，向《中国科学》投稿时，遇到困难。
刘次沅被告知，由于论文中人文学科的内容太多，他们没法刊用。
刘次沅希望办公室帮助他。
我想来想去，只有找领导小组。
2000年前后，领导小组成员路甬祥院长几次请钱文藻秘书长代表出席会议。
我便打电话找钱文藻[5]先生，我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果实成熟了，可是国家没有准备好一个盘子承接这个果实。
像武王伐纣这样的成果，如果最高刊物《中国科学》不承接，您是否可以告诉我，应该找哪家杂志承接？总不至于让他们去找外国刊物吧。”
钱先生说，“你说的有道理”
。
他给我一个电话，要我找《中国科学》的一位执行领导。
那位领导很通情理，说：“这样吧，我们请《中国科学》天文史最高审稿人席泽宗先生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我高兴极了，心想席先生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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