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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刘次沅、周晓陆两位的论文《武王伐纣天象解析》在2001年第6期《中国科学》A辑发表了。
那时我对席先生的认识还是一知半解的。
是以后的事实帮助我认识步步加深。
断代工程后期，李学勤、席泽宗两位先生联合招收了最后一位博士后，来自南京大学天文系的李勇博士。
这位李勇博士少言寡语，一来主要承担编《简报》的工作。
那时《简报》最集中讨论的是西周金文历谱。
约半年，他开始尝试建立月龄历的数学模型。
李学勤先生和张培瑜先生对他的尝试表示赞赏。
席先生还在工程验收会上表彰了他。
博士后出站，李勇到了北京天文台工作。
2003年，他的建模和月龄历理论研究渐趋成型。
一时兴起，他写了一篇《武王伐纣年质疑——研究中国历史年代的材料及天文学途径》直投《中国科学》，文章在G辑第2期发表了，反响很大，网络、媒体推波助澜。
席先生主动打电话给李勇，直言相告文章是他审稿后同意发表的。
意思是要他别有思想负担。
这个情况席先生也告诉我，我说：“《中国科学》真厉害，质疑的文章偏偏找您这位断代首席审。”
席先生淡淡地说，“不管我在不在断代工程，都应该支持的”
。
他说，“关键是要支持年轻人表达新思路”
。
我听了恍然大悟，2001年刘次沅文章由席先生审稿，我以为先生是自己人所以放心，简直是小人之心。
与此差不多时候，李勇已经把他的研究整理成《月龄历谱与夏商周年代》的书稿，计划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中出版。
这时，我们内部审稿遇到了问题，天文学家们多认为：这个方法提出时间不久，还有必要继续完善，稳妥为宜，不要急于出书。
大家都是出于好意。
再请示席先生，他态度鲜明，力排众议，主张立即出版，他亲口对我说：“李勇可以用一辈子来完善他的研究，他甚至可能还会补些课，但作为一个全新的方法，应该赶快出版公布。
我们中国人往往因为太求稳而吃亏。”
于是2004年这部专著出版了。
席先生还以微弱的视力亲自为他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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