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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
郭沫若对其贞人说尤为推崇：“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
毋庸置疑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甲骨学史上，董作宾的研究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正如著名甲骨学者严一萍所说：“五十年来，经过无数学者的钻研努力，而能够提纲挈领建立起甲骨学体系的，惟有彦堂先生”
“今天的十万片甲骨离不开这个体系，也就是甲骨有了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的基础”
。
严氏此言与董作宾对甲骨学所做的贡献当是相称的。
占卜用的龟壳
1942年4月1日，董作宾在四川南溪写道：“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
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
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也。”
他回忆当年春天在成都访问郭沫若时的情景，感叹与之“神交十载”
，自叹抱残守缺，绝学自珍。
他发誓将终生从事甲骨文研究：
“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
1949年，董作宾到了台湾以后，受聘为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他一生著作甚丰，有专著十余部。
只是离开了祖国大陆，远离了殷墟这考古学圣地，困守孤岛后，董作宾对甲骨学的发展趋势十分悲观。
他在1956年所写的《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一文中，以忧伤的笔触写道：“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
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
考古人员在殷墟小屯南地新发现的一处甲骨坑
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3号窖穴（H3），出土甲骨由发掘者套箱运回室内清理。
右为发掘领队刘一曼在对一个完整的龟版进行测量、清理
殷墟出土刻有卜辞的卜骨
令人扼腕的是，董作宾未能看到故乡的发展和甲骨学研究的盛况便与世长辞了。
纵观安阳殷墟自1928年以来的科学发掘，甲骨文一直不断地被发现，其中较为著名的除1929年的“大龟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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