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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近代中国不变的一面，一向都被忽视，以至于相关的基本史实恐怕都需要从头开始进行大范围的重建，这也许会成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领域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只有在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变与不变的两面，我们才能比较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
当然，变与不变是相互紧密关联的，如果能进一步弄清近代中国变的诸面相，也能从反面或不同的侧面为我们提供了解不变一面的参照系。
说到变的一面，近代各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者，当然还是西潮的冲击，即晚清人自己爱说的“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
中国士人面临西潮**击，被迫做出反应，从而引出一系列文化、社会、思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大变化，无疑是近代最重要的权势转移。
这些方面的演变不仅密切相关，而且相互影响、彼此互动。
在变的共相之下，各领域（比如思想与社会）的变化速度又是不同步的；这与因幅员广阔所造成的区域性发展不同步共同构成近代中国的一大特色，使得任何框架性的系统诠释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恰与历史原状相违背。
本书说明
本书选收的是我这些年有关近代中国论文的一部分，这些文章的共同研究取向是返其旧心，注重当事人的当下时代关怀，希望获得了解之同情；同时在历史学科的大范围内尽量跨越子学科如思想史、社会史、学术史的藩篱，以拓宽视野（不敢跨出史学之范围者，实因力所不能及）；在不忽视各领域自身发展演变之内在理路的基础上，特别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的仍是近代中国变的一面。
其共同关怀或主题是：1.近代大变局中传统的中断与传承；2.中西文化竞争；3.新旧中西的相互依存、碰撞、互动及（特别在民初的）错位；4.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
各文不敢说言人所未言，唯以拾遗补阙为主，或讨论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但却重要的面相，或从新的视角据新出资料及一些习见但较少为人注意的史料对一些研究已多的问题提出些微新的诠释。
希望能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为重新认识和诠释近代中国打一点微薄的基础。
各文均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历史现象，其一个共同之处，即特别侧重于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层面的权势转移。
由于充分认识到对近代中国任何框架性的系统诠释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些文章虽相互关联，仍独立成篇。
我的基本看法是：
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
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
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
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复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
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
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
思想权势的转移是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伴生的。
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
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
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
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的一大区别即其已不再是四民之首，而是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
道统与政统已两分，而浮动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疏离。
同时，由于科举制废除而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缺乏，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社群的崛起客观上促进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日益边缘化，而身处城乡之间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则相当适应近代中国革命性的社会变动。
崇新自然重少，结果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老师反向学生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近代中国各地区社会变化速度及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现象是我近年主要关注的另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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