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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6年春，因县令传谕各蒙馆均“改名为学堂”
，致使各蒙馆闻风而散，学生全都不读。
在刘氏看来，这体现了“民心之不愿改为学堂，不愿学洋夷之学”
。
其实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县令既然只命改名，暗存承认既成事实之意，则所有馆师尚不致失业。
各馆皆散，恐怕恰是各东家及就读学童家长为使其子弟能学新学而无形中实际解雇旧馆师的婉转手法。
既然“士皆舍孔孟之学而学洋夷之学”
是为政府所鼓励引导，像刘大鹏这样的个别士人或许能坚持不“随俗浮沉”
，一般家长则必然会“靡然从风”
。
散馆的结果，其实质就是所有的馆师失馆。
[44]如果散馆只是临时现象，则塾师尚有复职可能。
一旦新学堂建立起来，塾师的希望就渺茫了。
果然，到第二年春，情形就比较明朗。
没有改学堂的蒙馆，“弟子来读者无几，借事不来者有之，托病间旷者有之”
。
而凡新设学堂之村庄，蒙馆就被废弃。
由于学堂的蒙童要“从事于科学”
，旧有的塾师“多不能安其业”
。
反之，稍知新学者，或可为“劝学员”
（即由绅充任的低级学务人员），或可为新学堂教习。
换言之，只有到新学堂林立，知新学的读书人数量不足以充教习时，旧塾师才可望重返教职。
即使此时，旧塾师还面临一个被再选择的问题。
多数新人物在安身立命之处，其实也重旧资格，故像刘大鹏这样有举人功名的，仍会被优先选用；而原来学历稍差、竞争力不太强的，通常都落得个长期失业的结局。
到1908年夏，刘氏仍观察到“老师宿儒皆坐困于家”
的情景。
[45]
这还只是清季的情形，一到民国，更有根本的变化。
一般塾师必须通过县一级新政府的考试才能教书，“若不合格即不准设帐授徒”
。
刘大鹏在任县议会议长的短暂时期，就有一老秀才怕考试通不过，“势必生路告绝”
，不得不“声泪俱下”
地请他“庇护”
。
以前士人不读孔孟，只是受包括考试内容在内的各种“引导”
，如今“学堂之内禁读经书，只令学生读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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