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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十月，他获悉停止科考，当即感到“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
。
刘大鹏是有大志者，故其所虑或在仕途的中断；对于其他前途本不甚光明的读书人，却是威胁更直接的“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
。
果然，刘氏还在担忧“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
；而一两月之间，同人已“失馆者纷如”
。
对于家有恒产者，尚不致虑及吃穿，“若借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38]
科举制本是集文化、社会、教育、政治等多功能于一身的建制，它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
应该指出，清末各项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因为中国传统政教模式的确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
在位的中国士人可以接受最初由西方传教士提出的废除科举制的主张，就因为其许多功用已经或正在失去。
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
但是，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一夜间便可造成。
如果说刘大鹏等人考虑多是个人出处，他们也看到一点关键所在：科举是在“学堂成效未有验”
[39]时就突然废除的。
很明显，清季时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
从某种程度上言，清季最后几年新政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当清政府终于认识到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而主动推行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日，却正是义和团事件之后大量过去维护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主要象征）的那些士人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之时。
[40]科举改革的不断加速进行正反映了在主流士人心态与清政府政策颇有距离的情形下，政府希望借此可以挽回这些士人的支持。
从1901年到1905年那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关于科举制的奏折所提出的办法，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而将科举制废除。
[41]由于改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遂造成旧制度已去而新制度更多仅存在于纸面的现象。
旧制既去，而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
[42]
实际上，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已带有质变之意。
如果从新政需要新式人才的角度考虑，考取之士既然以新学为重，当能应付政府暂时之急需；而更广大的读书人阶层也势必随之修改他们的治学之路。
不论是为了实行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任何士人都必须学习新学。
刘大鹏就是一个显例。
他也曾有大志，若科举不废，假他以时日熟悉新学，至少也还有“身登仕版”
的可能，所以他才不愿以教书为生，“依人门户度我春秋”
。
此制度一旦废除，这个他一生寄予厚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之路就突然关闭了。
耕读之路走不通后，士人怎么办？年轻的或可进新学堂，转变得更快的，已知道出洋游学。
但那些已到中年不宜再进学堂而又无力出洋游学者，他们怎样因应这一社会变动呢？刘氏发现，他认识的许多读书人因科举废除而失馆，又“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
。
他不禁慨叹道：“嗟乎！
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43]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传统社会是上有政教，下有耕读，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前已较难，但终未断绝；如今此路不通，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不得不转向，新办的学堂不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的人却并未稍减，社会动**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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