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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著作影响胡适之时还在晚清，而他写回忆时约在民国二十年，在此过渡时代，“四书五经”
本身也经历着过渡——从曾经规范人伦的道义载体变为过去“学术思想”
的载体，以及当时“学术思想”
的研究对象。
这已是一个充满颠覆意味的转变了。
而民初更明显的是趋新读书人那整体“去经典化”
的努力，任何读经的提议或举动都遭到强烈反对，迄今亦然。
有意思的是，这些反对读经者似乎遗传了晚清读书人那种缺乏自信的心态，他们在意识层面连经书的一般经典地位都不承认，在下意识层面又仍把经视为圣贤书，颇高看之，故对其可能的威胁或威慑力始终警惕。
问题是，假如“经”
一被读就有无数危害，则这些人平时所提倡读的那些新文籍何以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若有，就不必怕读经；若没有，就要检讨其是否提倡有误。
其实“经”
在现代绝无那样大的力量，这方面的威胁更多是想象的。
[9]但这持续的警惕和防备很有影响力，其效果就是整体的“去经典化”
，现在恐怕连有能力在大学教经学的人都少之又少了。
重要的是，任何社会的“经典”
本来都不仅局限在象牙塔里，也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存在于百姓的人生日用之中（与黄遵宪心目中的“切于日用”
有同有异）。
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影响极为深远；尽管其表现可能是逐步的，一开始未必那么直接和明显。
近代经典淡出之后，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此不赘述。
经典退隐之后最直接的变化是，“学问”
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怎样治学，都成为需要思考和梳理的问题。
甚至“读书”
这一带有象征性的行为，也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
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不论在社会还是思想层面，以及新兴的学科体制层面，与“读书”
行为相关的一系列范畴，都面临着重新规整的需要。
读书人的自定位和社会定位，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并带来许多困惑。
[1]参见本书《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
[2]王国维：《论政学疏稿》（1924年），见《王国维全集》，第14卷，212页，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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