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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1904年刊于《扬子江》的一篇署名文章充满希望地说：“有新国家必有新国政，有新国政必有新国民。
20世纪之新中国，其民族能铸成一特别之天性，光明于全球大陆，而不为人类馆参考玩具、不为演说家诋谇材料者。”
也只有接受民族自治观念这一“大影响”
，才能成就此“大价值”
。
[7]可知当时刺激中国人最深的，正是中国已成外国“人类馆参考玩具”
与中外“演说家诋谇材料”
。
那时一般言及民族主义者，均知强调民族的固有“特性”
；此文作者则颇有前瞻眼光，试图遵循“自治主义”
以“铸成一特别之天性”
。
故爱默森以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全民族目标和价值体系，不是从传统中生出，就是指向一个风格不同的未来。
[8]前者回向传统，从历史中寻找昔日的光荣；后者面向未来，从前景中看到民族的希望。
殖民地人因传统已面临被打压殆尽的情景，而前景实不容乐观，故一般更多地回向传统；在领土主权基本保持的所谓“半殖民地”
（或孙中山所谓“次殖民地”
）国家，士人似乎更倾向于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
上面所谓重新“铸成一特别之天性”
，即是在“指向一个风格不同的未来”
层面来重建“民族或国家的整体目标与价值体系”
。
“回向传统”
和“面向未来”
这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同时存在，近代中国的新旧之争，正可从此角度思考。
一般而言，在所处现状并不令人愉快之时，过去和将来都不仅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而且当下就提供对现实的某种回避，因而都有相当的吸引力。
既然中国的过去已被“证明”
不行，而现状又不佳，“有所变”
的确是那时多数人认为唯一可行的取向。
伴随进化论而来的“优胜劣败”
说固然使很多人不舒服，但人类在不断进化这一规律本身，却让中国士人看到了希望：正因这是社会发展“规律”
，中国文化的“野蛮”
和“低劣”
只能是暂时的（梁启超提出的“过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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