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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今天，考古学有时仍被用来为政治服务。
1984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重新发起了一场对波弗莱山的考古发掘，由法国政府资助。
这项工作是在法国的全面控制下由多国团队进行的，并促成了欧洲波弗莱山考古中心（treeurieduMontBeuvray）的创建。
有人建议把这个机构放在法国要引领欧盟的背景下看待，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在法国人对他们的凯尔特历史背景的声明中，还有其他模棱两可的地方。
公元5世纪，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大量涌入高卢，本地化人口的基因占比大大降低，土地没有被占领的布列塔尼人抓住这一事实，声称他们才是凯尔特人唯一真正的后代。
早在1843年，布列塔尼人协会（AssoBretonne）就成立了，但随着1867年在圣布里厄第一次凯尔特人大会的召开，他们提出了更严肃的要求。
拉·维拉马克向所有其他“凯尔特人国家”
——康沃尔、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亲友发出了派遣代表的呼吁，在他看来，法国当局劫持了凯尔特考古，而他则对此提出了挑战。
法国人慷慨激昂地在阿莱西亚竖起了维钦托利的巨型雕像，两年后，第一次凯尔特人大会召开，这是耐人寻味的。
这是法国政府积极压制布列塔尼文化和语言的时期。
图16 高卢人战争首领维钦托利的雕像，1865年在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立于阿莱西亚。
公元前52年，维钦托利在这里对罗马人进行了最后的反抗
在布列塔尼，许多学者正忙着通过研究口头传说（尤其是保存在民谣中的口头传说）来加强布列塔尼文化。
拉·维拉马克的早期民俗作品《布列塔尼歌谣》问世之后，出现了一大批民俗学研究者，尤其是弗朗索瓦-马利·吕泽尔（Franois-MarieLuzel，1821—1895）、让-玛丽·德·庞格恩（Jean-MariedePenguern，1807—1856）和阿纳托尔·勒·布拉兹（AnatoleLeBraz，1859—1926）。
欧内斯特·勒南（ErRenan）1854年在巴黎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凯尔特民族诗歌》（ThePoetryoftheCelticRaces），其中对凯尔特人有一种更浪漫、更广泛的看法，并提出了凯尔特人和欧洲其他种族之间结构性对立的概念。
在开头的段落里，勒南将他的家乡布列塔尼与邻近的曼恩和诺曼底进行了对比。
他写道：
“当年你踏上布列塔尼的土地，一阵冷风吹来，带着模糊的忧伤，把灵魂吹向别的思绪。
树顶光秃而扭曲，色彩单调的荒野向远处延伸。
每走一步，都有花岗岩从土里伸出来，稀少的泥土根本盖不住它。
一片几乎总是阴郁的大海，用永恒的呻吟环绕着地平线。”
对他来说，这象征着布列塔尼凯尔特人阴郁的内在本性，与“诺曼人的庸俗、丰腴和繁荣”
形成对比。
他看到的这种对立存在于凯尔特西部的所有其他地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勒南的文章对马修·阿诺德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1865—1866年在牛津大学所做的题为《凯尔特文学研究》（StudyofCelticLiterature）的系列讲座。
在最后一篇演讲中，他呼吁在牛津大学设立凯尔特研究的教席。
第一位凯尔特学教授是在1877年上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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