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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往事，涉及童年阶段，我行文习惯称爸爸妈妈，到进入青春期后，则多愿以父亲母亲谓之。
大约1983年，我已不惑，年近八十的母亲住在我北京劲松居所，谈及当年陈伯伯陈伯母的种种事情，记忆犹新。
她说1919年5月4日那天，她跟着自己所在的女子中学的队伍，也走向了街头，在街上，迎面见到一所男子中学的队伍，一眼瞥见了陈晓岚——那时他课余常到我爷爷家去——在队伍中举着竖长的标语纸旗，穿着长衫，跳着脚高声领呼口号。
后来陈伯伯考上北京大学，虽然主修化学，但对社会科学包括文学艺术都有兴趣，他常去听李大钊的课，有次他听完课，来到什刹海北岸我爷爷家，那时候我亲婆婆还在，一大家子人，我父亲，我姑妈，我母亲（那时还未和我父亲成婚，属于童养媳性质，但我爷爷婆婆待她如亲女，她与我父亲青梅竹马早有感情）……陈晓岚把课堂上从李大钊那里听来的新鲜议论，学舌一番，兴奋得不行。
1920年，李大钊就在北大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陈晓岚入北大后参加了小组的活动。
那时候，陈晓岚还写诗，正如我父亲青春期尝试写长篇章回小说《铁兰花》一样，他们沉浸在为社会变革献身，以及将才华化为美文的**之中。
母亲说，陈晓岚最不开心的是，他妻子是个小脚妇女。
你现在读一些明代、清代的诗文，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主流审美意识，是以小脚裹成“三寸金莲”
为美，男人对女性的欣赏，往往会体现在把玩“金莲”
上。
但辛亥革命后的知识青年，则以“金莲”
为丑为耻。
陈晓岚曾推心置腹地跟母亲说：“你嫂子（指他原配妻子）没读过书，这还好弥补，可是她没有你那样的天足，如何弥补得了？天演（指我父亲）命甜，我命苦啊！”
到1925年我母亲带着大哥借住到他们家时，母亲就发现，陈大嫂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弄妥一双塞好棉花的天足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金莲”
穿进去隐匿起来，但走起路来，还是无法呈现“天然状”
，为此陈大嫂常对母亲长吁短叹，母亲也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才好。
母亲借住在陈家的那段时间里，陈伯伯仍然是个政治情绪浓酽的热血青年。
他曾被军阀逮捕，报纸上刊登出标题耸听的新闻，把陈伯母急得不行，但很快被保释了出来。
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在1919年“五四运动”
军阀政府逮捕学生后，挺身而出，营救被捕学生，待学生全部被释后，毅然辞去由那政府任命的校长职务。
当然后来由于蔡的威望及北大师生的通力挽留，他又继续担任了下去。
那以后北京大学有学生因政治行为被捕，蔡元培仍出面营救。
但陈晓岚逐渐冷静下来。
他减少了政治活动，抓紧了专业修炼，对文学艺术也由染指变为旁观。
母亲不记得听他表白过什么，但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出来，他最后给自己的人生，定位于以实用知识和科学技术来服务国家，使其繁荣富强。
他1927年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德国留学，在寇顿工业学院学成先进的造纸技术，1933年他学成回国，在上海与杭州之间的一座颇具规模的造纸厂任总工程师。
那时候西方烟草公司在中国大肆推销洋烟。
有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希望能生产完全国货的香烟，但苦于中国自己生产不出需要很高级技术的卷烟纸，是陈晓岚通过反复实验，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于是中国有了从烟叶到卷烟纸全部国产化的香烟，得以跟洋烟争夺市场，并频频告捷。
陈晓岚从德国归国后，把家安在了上海，自己来往于上海和沪杭线上的纸厂之间。
这期间资本家分给了他工厂股份，他也成了半个资本家，经济上更加富裕，他的发妻和两个女儿不仅衣食无忧，可以说过上了很不错的中产阶级生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陈晓岚把妻女留在上海，自己到了四川大后方，在乐山附近的一个大造纸厂任职。
他归国以后一直和我家保持联系。
说来也巧，我二哥在抗战胜利后，在乐山技术专科学校学习，恰是学的造纸专业，而陈晓岚作为兼职教师，在抗战时期曾到乐山技专授课，后来他知道老朋友刘天演的二儿子学造纸，非常高兴。
二哥刘心人回忆，抗战时期生活十分艰苦，工农业生产都遇到很多困难，拿造纸来说，那时候国土一天天沦丧，进口纸浆不可能了，四川本身的森林资源又十分有限，但国难当头，纸张的重要性不亚于枪炮，特别是学生们不能中断学业，要印教科书，要有练习本，怎么办？是陈晓岚，开发出稻草造纸的路数，以低成本、高产出，提供给社会一种虽然轻薄黄脆，却足可印制教材、用以学习的“抗日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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