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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陈伯伯开始留下鲜明印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家住在钱粮胡同海关宿舍大院的时候。
他常来我家，一来，就待上一整天。
他那时五十五左右。
俗话说：“男子五十五，胜过下山虎。”
那时的陈伯伯身板挺拔，浑身洋溢着阳刚之气，总理着小平头，浓眉大眼，笑声爽朗，每次来做客总穿着质地优异做工精细的皮夹克，脚穿颜色相配的高级皮鞋，实在不是恭维，其虎虎生气、风流倜傥，赛过电影明星。
那时他心情舒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得到重用，被任命为轻工业部设计院的副院长兼总工程师，还被安排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还有一项令他开心的事，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和造纸厂老厨师的孙女儿，一位美丽的姑娘，产生了爱情，就纳其为妾。
他很怕解放后这事影响他的前程，没想到新政权对他那样的人物的这一“旧社会遗留的家庭问题”
并不加罪，他并不需要跟在上海的原配离婚，只是担负起原配和前面两个女儿的生活供给，自己在北京和所爱的女人过起稳定的婚姻生活，连续生下了三个儿女。
因为定的级别工资很高，大约有三百多万人民币（这是旧币值，折合新币有三百多元）——那时一般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有的还不到三十元——因此不少人知道后都有“天文数字”
之叹。
再加上，他解放前在造纸厂有股份，解放初仍按时分红，公私合营后，还有定息，经济上的强大，使他供养两家人不觉吃力。
当下的社会里，人民对官员富商“包二奶”
深恶痛绝。
这种正义感是必须支持的。
但解放初虽然通过并推行了《婚姻法》，在一部分中共干部和统战人士中又确实呈现了复杂的婚姻状态。
那时候有位剧作家岳野创作了一部话剧《同甘共苦》，由孙维世执导搬上了舞台，表现的就是一位革命干部（舒强扮演），离开家乡包办婚姻的妻子（刘燕瑾扮演），穿越战斗的风云，在革命途程中和一位知识妇女（于蓝扮演）自由恋爱，共同生活，解放后他重返故乡，打算跟原配离婚，却发现那农村妇女已经在当地的革命进程中成长为一位可爱可敬的基层干部，于是，他和后来的恋人都陷入了两难境地，两位妇女之间也发生了许多难以避免的心理碰撞。
这部戏最后表达了一个引出激烈争论的主题，就是人们应该对革命引发的这类人的情感与人际关系的复杂局面，持宽容与互让的旷达态度，强调大家朝前看，同甘共苦再奔前程。
《同甘共苦》没演多久就演不下去了，因为它确实有悖于《婚姻法》的推广。
但我眼前的陈伯伯却把与上海原配大太太和北京后娶爱妻的“同甘共苦”
，一直活生生地持续着。
那阶段陈伯伯来我家做客，总是自己一个人来，从未带那位年轻的妻子和孩子来过。
不消说，我母亲从情感上，是完全倾向上海的那位陈大嫂的。
她们共同生活过啊。
当然，陈伯伯总自己一个人来，也未必是因为害怕携新夫人来会引出我母亲的不快。
他来，除了跟我父亲聊天享受友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打牙祭”
。
那时候尽管陈伯伯收入不菲，但钱都归他的新夫人掌握，据说每月发给他的零花钱，仅仅二十元。
那位新夫人的厨师爷爷跟他们一起生活，但巧厨难为无料炊，新夫人为自己和孩子们前途计，必须储钱备荒，在伙食上十分俭省，对陈伯伯算很优待了，每顿饭专为他提供一份肉食，但陈伯伯嘴馋，哪里能够满足？于是，那阶段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来我家，而我母亲，会在厨房里忙上几个小时，烹制出一满桌的佳肴，令他大快朵颐！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当中的休会日，陈伯伯也会来到我家。
母亲就笑他：“你那会议餐厅什么好吃的没有，怎么还来这里？”
他就老实回答：“原材料自然都属上乘，做出来确确实实没有你刘三姐的那么香啊！”
母亲并不谦虚：“那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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