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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映完后,参与审查的一位老同志率先表达了惊诧:“我们北影怎么拍出这么一部片子来?最后让主人公死掉,太残酷了!”
的确,这样的结局令人心酸。
这又牵扯到一个我们体制下的文艺能否容纳悲剧的问题。
而且,再往深想,中国传统文艺作品,即使被称为大悲剧的《窦娥冤》,到最后也还是感天动地获得昭雪。
中国民众的传统审美心理是一边揩眼泪一边期待着大团圆的。
《如意》不仅毫无遮拦地弘扬了人道主义,又酣畅淋漓地表现了一出人间悲剧,它也确实值得狐疑:这样行吗?那位资深的老同志出于本能的惊诧,话语不多,却是强烈的否定意见。
当时气氛紧张起来,黄建中后来告诉我,他心脏顿时加快了跳动频率,手心捏出一把汗来。
于是我作了一个发言。
我心平气和地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
我说这个作品并没有把一切归结为残酷,恰恰相反,这个作品对“文革”
前的社会生活是基本肯定的,主人公石大爷对新中国的缔造者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在新社会中终于走上自食其力之路的格格也是化忧郁为喜悦的,残酷的是“文革”
以及导致“文革”
的不断膨胀的极左因素,讲述这样一个悲剧故事的目的,意在引出人们的反思,养好伤痕,恢复健康,使社会生活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这应该是符合当下改革开放的总精神的。
另外,我们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尝试一下悲剧的创作,也许还存在诸多不足,却是应该得到理解甚至鼓励的,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正剧、喜剧,适当有一点悲剧,把美好的东西被撕裂的情况展现出来,让人们更加懂得珍惜真善美,这不是残酷,而是善意的引导。
我的发言起到扭转现场气氛的作用。
后来,几位人士的发言都基本上对影片持肯定或容纳的态度。
当然,由于《如意》在电影主管部门有后台,也就是说陈荒煤从一开始就支持了它的拍摄,到头来通过审查,在全国发行放映。
由于是黄昏恋的冷题材和抒情性的雅格调,发行的拷贝不足一百个,放映的范围也就有限,但报刊上影评不少,且多是赞赏之词。
记得在正式公映之前,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文艺界的大型春节团拜会上,先放映了一部西德娱乐片《英俊少年》,然后放映了《如意》。
那时候文艺界大体上还维系着“渡过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的氛围。
记得《如意》映完后有掌声,那天周扬和我握手后有鼓励的话,并且让我把青年作家们介绍给他,我很不懂事,闹出笑话。
周扬其实早认识了一些新冒头的作家,对于五十年代曾风光过的青年作家(那时他们多半已经接近五十岁,但仍被称为青年作家)当然更加熟悉,他那样跟我说,不过是通过对我的亲切信任表达出一种新的领导风范,我初上台盘,不懂深浅,其实我选两三位比我年龄小的新作家介绍给他也就行了,却傻乎乎地跟着他逐桌巡游,我当然知道王蒙、刘绍棠等本是他的熟人,还不至于需要我唱名,可是当他走到宗璞那桌时,我却跟他介绍起来:“这是《弦上的梦》的作者宗璞……”
宗璞忍不住笑了,跟周扬握完手,对我说:“他是我老领导啊。”
原来宗璞五十年代曾在中国作协工作,跟周扬经常见面,周扬知道她乃冯友兰之女,早就更加注意,何需我这直到1979年才加入作协的晚进者介绍!
但周扬看完《如意》确实是肯定的神态,几年后他写出那篇惹出轩然大波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文,就我个人而言,是毫不惊讶的,那应该是他内心真实想法的外化。
《如意》的拷贝不知是如何到了台湾的。
1984年我在西德访问时,一位台湾文化人跟我说,台湾电影界的精英看完《如意》以后,像侯孝贤等,都感到震惊,他们没想到大陆能拍出如此纯粹的人道主义影片来。
对黄建中的导演水平也大表敬意。
后来台湾一些音像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了一套世界电影参考资料,里面就收入了《如意》,跟《罗生门》《野草莓》《去年在玛里昂巴得》等放在一起。
这套资料影碟一度流行于大陆,有人送我一摞,令我不快的是封套上竟在《如意·根据刘心武原著改编·黄建中导演》等字样后面,将产地列为“台湾”
。
《如意》的正版影碟有是有,很难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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