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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洋淀纪事》里，我特别喜欢他那篇《吴召儿》。
孙犁的短篇作品，给我的感觉，文体上是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散文诗融为一炉的，《吴召儿》的文本最具这一“文武昆乱不挡”
的特色。
孙犁的叙事大多带有自传性，他总是从自己投身抗日救国洪流的具体历程中的某一环节出发，写出他个人记忆里那些难以忘怀的人与事。
从个人记忆出发，而不是充当全知全能的革命宣传者、以历史判决者的口气来叙事，这就使得他写下的文本对读者而言具有亲和力。
我的青春期正镶嵌在一个越来越狂热的将文学完全纳入宣传的浪潮里，因此，读孙犁的作品，就有一种得以暂时从狂热与宣传中脱逸出来，嗅入文学真气息的舒畅感。
《吴召儿》和《白洋淀纪事》里其他篇什一样，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他只是勾勒出了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将自己那活泼泼的生命，自觉地奉献于抗日救亡的民族伟业中。
作品中的“我”
应该就是孙犁本人，一度是民校识字班的教员，有一次他点名让吴召儿念书，吴召儿念得非常熟快动听，那认真的态度和声音，“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走过那条小河，我听见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紧张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还没有飞走的一只黄鹂的叫唤”
。
在孙犁的个人记忆里，他珍视那些草根生命与其生长的自然环境的契合性，他捕捉到那些一枣一瓜的小镜头，精心地记录下来。
鬼子搞“扫**”
，抗日力量反“扫**”
，“我”
担任了一支游击小组的组长，吴召儿被村长指派为这个小组的向导，她竟穿了件显眼的红棉袄跑来，在带领这个小组往神仙山埋伏的过程里，吴召儿一路吃山上的野红枣，望见前头树上挂着大红枣，“她飞起一块石头，那颗枣儿就落在前面地上了”
。
吴召儿带领这个小组攀登到神仙山顶峰，“钻过了扁豆架、倭瓜棚”
，到了她姑家，她让姑煮倭瓜给他们吃，自己主动“从炕头上抱下一个大的来”
，又“抓过把刀来把瓜剖开”
，说：“留着这瓜子炒着吃。”
第二天，真是一寸山河一寸心啊，孙犁写到：“这里种着像炕一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
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绿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而就在这天下午，传来了日寇要实行搜山的消息。
一日，敌人进逼，吴召儿从容应战，“我”
提醒她“红棉袄不行啊”
，她就将那棉袄反穿，棉袄里子是白的，但活像“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她蹬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
搞政治的人士，热衷于立场路线；重经济的人士，看重财富排行；讲究娱乐的人士，只求花样翻新……他们往往使得评判的标准单一、绝对。
但有志于搞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应该最忌讳单一、绝对。
记得大约1962年左右，那时候一部根据回忆录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投入拍摄，但受到很大压力，因为影片里有地下党在上海街头搞“飞行集会”
的镜头。
从路线上说，那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导致了白区共产党组织的重大损失，写党史要予以否定，但文学艺术对之怎么办？夏衍就表达了一个看法，意思是路线错误由党的高层负责，但底下的党员那样勇敢行动，仍是可歌可泣的，因此被敌人杀害的，仍应尊为烈士。
我认同夏衍的观点。
写作者不必为组织为群体去记忆，他笔下的文字应该是充分个人化的，一个大时代，固然有巨厦长桥，但一瓜一枣的细微存在，也是值得记录的。
再读孙犁，愈加佩服他将个性融注进诗化的文本，从侧面、从细微处为时代剪影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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