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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强调的是，格林笔下的信仰也常与对“左”
派事业的认同相交集。
有人干脆认定格林政治上是社会主义者。
格林在“红色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人生事业，他青年时代立场“左倾”
，一度短暂加入英国共产党并在《斯坦布尔列车》等作品中以激进革命家为主人公，这些都不足为奇。
然而，到了冷战时期，苏联的许多引起争议的事态已经被披露甚至被大加渲染，许多曾经的“左”
派纷纷右转，格林的依然故我就显得有点扎眼。
他公开表示自己“对无神论甚至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并无反感”
，曾以肯定的笔调提到在南美洲（如反抗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并肩战斗，还在《吉诃德大神父》（1982）里让令人啼笑皆非的率真天主教神父和他的共产党友人反反复复地讨论他们彼此间既迥异却又共同的信仰和怀疑。
正因如此，乔治·奥威尔一方面非议格林作品中“对被圣化的罪人的崇拜”
，指出宗教可以很便当地成为替阔佬们洗刷良心的工具，同时又把他视为可能的“左派”
同路人。
格林的同情心总是在受压迫者和小人物一边。
因此，《安静的美国人》毫不含糊地批评美式资本主义“拯救”
世界的企图，让叙述者福勒直言道出：大谈人权的美国人并不真的在意东方劳苦民众的生死，真能和“田里人”
进行交流的其实是那些越共人士。
《喜剧演员》（1966）一书结尾将共产党人马吉奥医生塑造成海地杜瓦利埃政权恐怖统治下为理想捐躯的烈士。
他被捕前留下长信吐诉心声，说共产主义不仅有经济蓝图，也不完全等同于其现存的组织或当下的实践，“就如天主教……不只是罗马教廷。
共产主义中不仅有政治，也有神秘”
。
他还说，所有真诚的信仰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可以放弃某种宗教，却不能失去所有的信仰。
《安静的美国人》和《喜剧演员》等作品表明，在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声援已经不那么理所当然的年代里，格林仍然支持力图重塑社会的担当与尝试。
当然，早在那之前，早在津纳辗转于《斯坦布尔列车》的时日，格林已经充分意识到改造“这个世界”
的信念和奋斗本身是有风险、有局限、有歧途的，不可避免要遭遇错误、失败和迷惘。
作为一个有漫长过往史的宗教团体的成员，格林和马吉奥医生一样，认为应把信仰本身与其“信徒”
们曲折纷杂实践的历史功罪区别开来；“现存社会”
企图让人相信物质消费本身就是人生的目的，社会主义理想正是要打破资本和利润对大众的掌控；而备受攻击的所谓“共产国家”
是面向未来的，是还在“生成”
过程中的探索——恰如天国。
在格林笔下，信仰很多时候表现为在世人嘲讽或敌人围攻中的自疑、追问和苦恼。
如果是喜乐安宁地随大流，又何需信念？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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