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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的家臣中的一人听说家康曾说他“是一个要被鱼刺卡死的人”
。
这种说他不得好死的诽谤是忍无可忍的，这个家臣发誓至死不忘这个耻辱。
当时正值德川家康刚刚定都江户，正着手统一全国，敌对势力仍未**平。
那个家臣向敌对的诸侯表示，愿作为内应火烧江户。
这样他就可尽到“情义”
，实现对德川家康的报复。
西方人对日本人忠诚的议论大多触及不到根本，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情义”
并非仅仅限于忠诚，特殊情况下它也要求背叛。
正如他们所说的，“挨打的人会成为叛徒”
，受到侮辱的人也同样如此。
日本历史故事中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犯错者对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向侮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
这两个主题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而且丰富多彩。
但如若人们查阅一下当代的传记、小说和现实的事件就会发现，日本人虽然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复仇，但在今天却与西方人一样很少为之，甚至比西方人还要少之更少。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名誉不再敏感，而意味着对失败和诽谤的反应是更多地趋向防御，而不是攻击。
日本人对侮辱依然看得很重，但人们更多地选择自我解嘲而非挑起争斗。
在明治以前那缺少法律的时代，人们为报复而进行直接攻击的可能性较大。
到了近代，相互依存的经济现状、法律和秩序的制约，这些都使得复仇行为必须转为秘密行动或者深藏于心。
人们可以玩弄诡计报复仇敌于无形之中。
比如像古代故事里那样，主人把粪便暗藏于美食之中给仇敌享用，而对方毫无察觉。
但是，即使是这种秘密的攻击也已经很少见了，人们更多地把攻击转向自己。
这时人们有两种选择：化侮辱为力量去实现“不可能”
的事；或者让它吞噬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因为对失败、诽谤和排斥很敏感，因而更多的是自怨自艾而不是怨天尤人。
近几十年间，日本小说反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常常陷入极端暴怒和抑郁悲伤交织的困境。
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有厌倦情绪。
他们厌倦生活，厌倦家庭，厌倦城市，厌倦乡村。
但这并不是因为理想太远而产生的苦恼，对远大的理想而言，一切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
这厌倦也不是来自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
日本人一旦拥有远大理想，就会摆脱厌倦情绪。
不管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日本人特有的厌倦是过分易受创伤的民族的疾病。
他们对于遭到拒绝觉得恐怖，把这种恐怖深深地埋到心底里去，从而使自己不知何去何从。
日本小说中的厌倦完全是另外一种心理状态，这是与我们熟悉的俄罗斯小说中描写的厌倦是不同的，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巨大差别是俄罗斯小说中的主人公所有厌倦的基础。
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日本人缺乏这种现实与理想对立的感觉。
他并不是以此说明日本人的厌倦的根源，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人生哲学是怎样形成的。
确实，与西方人根本观念的这种差异远远超出了这儿所论述的特殊例子，但它与日本人难以摆脱的忧郁有着特别深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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