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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现果然如此，说自己“不怪其蹈袭，但不应略不载吾兄姓名，绝不言本某书，有似取人之物而讳言主名者”
。
《后序》撰于康熙三十二年腊月，应当已在为其兄“昭雪”
之后，不但吴、潘二子的名氏已不被忌讳，甚至潘耒明确提出了“载吾兄姓名”
的要求。
孟森《书明史抄略》说，庄氏史案“因得祸甚酷，举世反甚愿见私史原文，以餍好奇之心”
，故有人作伪以迎合此种需求。
这样的社会心理，不正是古今所同？
也是孟森，发现乾隆年间《闲闲录》一案，蔡显受戮，其门人二十四人罹祸，藏蔡氏所撰《笠夫杂录》的，为该书作序的，却也是蔡的门人。
“从文网稠密之中，不忘师友之谊”
，可见“当时风俗之厚”
（《〈闲闲录〉案》，《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孟氏更发现《笠夫杂录》竟然就是蔡氏因而被难的《闲闲录》之变身，不过“次序略异”
而已。
“已成大狱，而门人犹改其名以刊行之”
，“亦见蔡氏门下之笃念其师，不计祸福也”
（同上）。
上述事实，固然证明了其时风俗之厚，严酷血腥中依然透出的一缕温情，却也证明了文网的百密仍有一疏。
吕留良、戴名世著述的流传，也应既赖有风俗人情，也赖文网的空隙的吧。
〔15〕至于全祖望，孟森的说法是，因文字之狱，“故雍、乾间文士，罕涉前明遗逸事者，惟全谢山乃毕生专述明、清间事实，亦未遭祸，殆有天幸”
（《〈闲闲录〉案》）。
难以解释的是，“天”
何以独“幸”
全氏。
在一再的肆行杀戮之后，有清一代对于“违碍”
文字，像是确也有了“区别对待”
的一套规则，勉强可以看作发生在时间中的细微变化。
乾隆间编次《违碍书籍目录》，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四库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云：查各省解送违碍书籍，除字句狂谬，词语刺讥，必应销燬，及明季国初人诗文集内有触悖者，其全书即不应存留外，其余有应行分别办理之处，谨拟立条款，开列于后……”
（卷二三《违碍书籍目录》条）由该书所录诸条，也仍然可感其时言论环境的肃杀。
本文开头就说到了庄氏史狱牵连之广，涉案人物自不止上文提到的几位。
列名“参阅”
的二十四人，据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狱》，某人剖棺剉尸，某人投水死，某人逃匿海滨为僧，各有故事。
倘据此案编写情节剧，另有一些相关人物，如杨凤苞专文写过的李令晳、茅元铭、朱佑明诸人（见《秋室集》卷四、卷五），或更能增剧情的曲折。
因与本文的宗旨无关，关于这些人物，也就不一一讲述了。
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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