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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纳入考察范围的不止是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当时向“大后方”
流动，向各抗日根据地流动的知识人中，还有学人。
中央研究院就与西南联大等高校一样在漂泊中，也成就了学术史的一段段佳话。
你一定接触到了这方面的材料。
分辨地区差异，本来就是人文知识分子训练的一部分。
跨地区的流动使这种能力得到了检验。
不止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赖有也得益于流动，其他人文知识分子也应当获取了非战争年代所没有的特殊经验，他们有关的回忆文字都有可能纳入考察的范围。
我甚至想，向“大后方”
的与向根据地的流动，有没有可能置于同一框架——知识人的“流动”
——中讨论？
当然，抗战期间向“大后方”
的流动，不是一般的迁徙，而是“流亡”
，有语义的以及实际意义的严重性。
但其文化后果却绝不全是负面的，由近些年关于西南联大的大量考察就可以证明。
只不过研究者的眼光过于被这所大学所吸引。
同一时期还有其他流动中的大学，比如曾在贵州落脚的浙江大学。
最近读到陈平原一篇论文，写到河南大学在抗战期间的流动，河大教师在流动中坚持学术研究，以及学校所到之处开展的文化活动。
你会相信那些文化活动不会不留下痕迹在所经过的地面上。
行走——旅行、考察，以及其他非自愿的不得已的迁徙——影响于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重塑行走者本人的经验世界，是很有趣的题目。
行走中的时间与空间，无非包括了行走之为过程，以及行经、抵达的地域。
其间发生的，可能有作为观察对象的外部世界的故事，也有行走者自身的故事；两种故事或许相互缠绕。
这里值得考察的就有，知识人的迁徙中发生了什么；除了“文学作品”
、“学术成果”
等等可见的、可以指认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印痕留了下来——无论在个人，还是对于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以至地方史？“大后方”
作家、学人的漂泊、流寓，肯定影响了心态、创作状态，甚至做学问的态度，问题在如何提取线索，使之成为考察的对象。
学术环境、治学情境之于学术，本来应当是学术史研究的一部分内容。
黄宗羲自述他在明清易代中“避地”
状态下治学，说“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
，自己就在这样的情境中“布算簌簌”
，真觉得“痴”
到家了（《叙陈言扬句股述》）。
中国的学人在抗战的环境中，在漂泊、流寓中治学，想必与黄宗羲心境相似。
钱穆《国史大纲》完稿于1939年，《书成自记》中说，1937年，“卢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
，辗转流徙，“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
钱穆显然把他的情怀讲进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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