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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由他成文后的《国史大纲》也不难读出。
陈寅恪则说过，自己动念写《柳如是别传》，在旅居昆明之时，偶然购得常熟钱谦益故园中的一粒红豆，“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
（《柳如是别传》）。
在身历的动**、流离中想象另一动**时世的故事，最终竟写成了如许的一部大书！
也是一段与时、地有关的学术史的佳话的吧。
机缘偶然中，一定有必然，所谓的“不容已”
。
那一时期的学术史岂不大有梳理的余地？
明清之际发生在西南边疆的故事，除了参与南明政权下的抵抗的知识人的故事外，还有行脚僧的故事。
僧人将内地的生产技术带到了边地。
陈垣先生的《明清之际滇黔佛教考》，就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
战乱中有破坏，也有建设。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西南的破坏与建设，或许有更为多方面的内容。
我关心的是，抗战时期知识人向“大后方”
的流动，是否影响了该地的人文面貌，有助于在当地“兴起人才”
，或者只是知识人携了“文化”
来，又携了“文化”
去？西南联大、浙大、中央研究院所在之地，是否确实受惠于这些流寓者，在当地人的眼里，这是一些“文化传播者”
，还是对于他们而言的暂住者、“过客”
？
另外还有“在地”
的与外来者的不同视角。
记得向你推荐过贵州作家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
那是一本文字典雅的好书。
戴先生是在贵州当地经历抗战及战后的那段生活的。
我想，外来者与当地人对于同一时段的记忆，有可能构成参差的对照。
有必要区分的，还有文字材料书写的时间。
回忆录与写在当时的札记、书信、日记等等，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自然是不同的。
这里的“时间差”
不应当忽视。
回忆作为运思过程，受制于时代风尚，普遍的价值立场：对西南联大的“发现”
就是突出的一例。
写于近些年的回忆文字，不可避免地受到变化了的历史认知的影响，受到将西南联大作为标杆的那种文化评价的影响。
当然，写在当时的，并不一定就更贴近“现场”
。
不同的文字材料，其间的差异，需要细细地辨析。
意识到“回忆”
所凭借的条件，有助于避免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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