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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没有台湾学者严志雄那种细读、诠解钱诗的能力。
此外，也由于处理有关的伦理问题的难度。
我不赞同上面说到的“颠覆”
，自然不是由“忠明”
着眼的，而是由知识人的“操守”
这个更一般的道德标准着眼的。
我不能接受将降附与抵抗等而视之的那种评价立场。
我以为那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的态度，最容易俘获年轻人的心，我对此感到忧虑。
士大夫的抵抗不仅仅出于对明的忠，也因了对入侵者的愤恨，这既基于所谓的“春秋大义”
、“夷夏之辨”
——关系“义理”
，士大夫一向比“庸众”
较真——也应当因了清军屠戮的残暴，后来则又因了强制改换发型。
因此他们或许更是在抗暴，抗拒军事的以及文化的暴力。
事实确也像您提到的，有的遗民，比如黄宗羲，对“故明”
批判态度之严厉，有的清人也不认可。
有趣的也正是，明遗民的批评“故国旧君”
，居然会使有些迂执的清人觉得不舒服。
我由此也想到，我们往往由类型出发，比如所谓的“忠义”
、“遗民”
、“贰臣”
，当时的人们，自我认知很可能并不为这种类型所限，倒是我们，过于拘泥了。
张明扬：明遗民如何看待清初的政治清明，当“康乾盛世”
出现时，当发现清朝官方同样奉儒教为正统意识形态时，明遗民如何自我消解此种历史的尴尬，特别是回想到明末的苛政，明遗民如何自处？这有无导致“一队夷齐下首阳”
类似的情况。
赵园：您提到的这一问题，我在《易堂寻踪》那本小册子中，就已经接触到，说江右的魏禧梦到自己对亡父说起清初的谷熟年丰，竟然痛哭失声。
这真的是一种太复杂的感情。
我也写到明亡后的一段时间，有些以遗民自居者，常常盼着天下大乱，相互传播此类来源可疑的消息，为了自我安慰，宁愿自欺欺人。
但这种心态自然会因了时间也因了一代人的逝去而改变。
那些在意民生的士大夫，尤其不难使自己“正视现实”
。
但我也要说，我对于“盛世”
一类说法有所保留，自己通常也避免使用这种表述。
手中正在作的，就有关于清初文字狱的题目，“庄氏史狱”
，就发生在顺、康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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