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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所处理的议题、所掌握的材料看过去，真的会怀疑那种现成的说法。
在叙述历史时，经济史与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的尺度，本来就不同。
此外，研究历史，不必一味袭用所研究的朝代的口吻，囿于所研究的时代的语境——何不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表述？
张明扬：作为一个历史群体，明遗民消亡于何时，我说的不只是寿命上的，更多是历史心理上的消亡。
您在书中还提到了如遗民之子忠臣之子这样的“小一代遗民”
。
但可能更多的情况是，遗民的后代很快完成了新朝忠臣的身份建构。
您如何看待遗民后代的“仕清”
？
赵园：“遗民不世袭”
，在当时，应当是一部分遗民的共识。
这也是一种通达的见识，现实的态度。
父辈不应当以自己的政治取向要求子孙。
当时的舆论其实也并没有那样苛刻，人们艳称父子遗民，比如傅山父子，方以智父子（方氏更是祖孙三代遗民），却也不以此要求其他遗民。
“明末四公子”
之一的陈贞慧是遗民，他的儿子陈维崧就不能算得遗民：或许他的父亲也不要求儿子在这一点上必肖其父。
这种情况似乎比父子遗民更常见。
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所谓的“经”
与“权”
，既强调规范，又预留了余地，有时甚至是较大的余地。
我猜想这也应当是我们与“大和民族”
不同的地方。
这种灵活性影响于民族性，其利与弊，正面与负面，倒是大可分析的。
张明扬：紧接上一个问题，在明遗民出现的同时，持清朝正统观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也走上历史舞台。
这两者的衔接与替代是如何完成的？
赵园：我想这个题目，或许由杨念群先生回答更合适，他那本引起了较大关注的著作《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三联版），回答的似乎就是这个问题。
说“似乎”
是因为，尽管早已收到了杨先生惠赠的大作，却至今还没有读，只是注意到了相关的评论。
我的精力不济，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很节俭地使用。
阅读也是，往往集中于正在做的题目，而没有余力“旁骛”
。
在我已有的研究中，与您的这个问题有关的，是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入清”
。
比如黄宗羲的“入清”
。
黄的“入清”
，过程曲折却线索清晰。
那年头有遗民死去，会听到这样的叹息：“又弱一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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