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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革”
后第一届研究生，学术荒废已久，大家都刚刚起步或恢复研究工作，而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十七年间屡遭重创，发展不充分，因此无论新手还是老将，都像是在拓荒。
而这批“新人”
即使基础薄弱，却各自在“文革”
中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学识匮乏，却不缺少对人事的理解力与识别力。
这后一方面是我所属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点“本钱”
，尽管有限，却很重要。
我最近还在一个场合，谈到毛泽东所说文科应当以社会为工厂，作为教育理念是有合理性的，虽然具体的路径未见得适当。
此外我们还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良好的学科环境。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后文革时期”
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崛起，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重要资源，与那个解放运动密切呼应。
对于我所属的这一代专业工作者，确实是难得的机遇。
无论基于个人经历还是遭逢的时世，都使我们有足够的动力去“拼”
。
近些年来学术生态已经大变。
便捷的网络下载，不但改变着学术工作的方式，而且重新塑造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以致我读到某些炫耀博学的宏文，会条件反射地想，那些材料是怎么来的？网络时代的“博学”
或正成为“虚胖”
，那种文字少的是生命感，一个生动个人的生气的灌注。
这种无生命的学术作品正到处泛滥，如古人说的那样，祸枣灾梨，令人慨叹。
陈定家：《艰难的选择》是您的第一本学术论著，您在这本书中试图通过分析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描绘出现代知识者的心理图景。
有人将这本书说成是您治学生涯的里程碑，但您本人对这本书所应用的叙述方式好像并不满意，它是否有点受制于线性叙述逻辑的束缚，以致论述过程中的“丰富性”
未能得到充分呈现？这本书对您此后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
赵园：“知识分子考察”
是读研中就已经选择的研究方向，与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有关——那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近的方向，以便经由学术，思考“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
。
我曾引用过鲁迅“连自己也烧在里面”
的话，很能描述我们当时的状态。
这种学术工作，也是在探寻自己的精神血缘。
知识分子与革命，或革命中的知识分子，是二十世纪的一大主题，对我的吸引力至今仍在。
学术文体不能容纳的更个人化的内容，我写在散文随笔中，即如那一组《乡土》（收入《独语》一集）。
对我的第一部学术作品的不满，不止在叙述方式，还在框架、具体论述以至表述。
那些缺陷，多少也由于资源的匮乏。
我着手写作那本书的时候，还没有大量的理论输入；我所凭借的，是原有的一点积累。
但那种“连自己也烧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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